死于“大桥旅馆”——农民工刘红卫最后栖身之所

12月1日，郑州中州大道农业路天桥下露宿的农民工。他们把希望寄放在没有任何根基的陌生城市里。 侯建勋 摄

春节已经10岁半了，有一天问他爷爷：“为啥你给俺起名‘春节’嘞？”
　　他60岁的爷爷刘玉龙毫无高兴神色地说：“那是你跑了的娘取的，她生你在春节上。”
　　“那俺爹俺娘长啥样？”
　　“等春节你爹打工回来，你见着他不就知道了？”
　　11月30日，春节的爹刘红卫在郑州死了。有人说他是冻死了，有人说是饿死的，还有人说是病死的。
　　那是在郑州市中州大道的立交桥下，被出门打工的人叫做“大桥旅馆”的地方。刘红卫生命中的最后20多天，就是躺在那里，和几百号人一起，卷着被筒，寒冬里睡在北方的水泥地上。大部分人饿着肚子，在冷风里瑟缩着，等待着一个卸垃圾或者扛东西的活计，以挣得一天的饭钱。
　　这些农民工，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河南省中心城市的立交桥下、马路边上，放在了没有任何根基的陌生城市里。
　　刘红卫死了
　　“你有啥不舒服的？”
　　“最近两天没吃饭。”
　　“为啥不吃饭？”
　　“这两天没活儿干。”
　　11月22日，38岁的刘红卫躺在郑州郑汴路的立交桥底下，和郑州市120急救中心的王大夫这么说。给刘红卫测了血糖，血糖5.7，属正常范围，查血压、脉搏、呼吸次数都正常，王大夫刚换过衣服，就把口袋里的5块钱给他，让买点饭吃。
　　前些日子，刘红卫还能打起精神看别人玩牌呢。他打牌常常输钱，自己身上大约是没有什么钱了，这个冬天，潮湿寒冷的风和贫穷就像破被子一样围着他。一个老乡悄悄塞给他120块钱，让他就在路边搭上杞县的车赶紧回家去算啦，别在这里熬着。刘红卫不收。
　　在河南杞县圉镇梁庄裴集村，刘红卫的儿子春节没有上学，10岁多还不认得自己的名字。从春节记事起，村里每年放鞭炮杀猪包饺子的时候，爸爸从来没有出现过。爷爷打过几回电话，还和爸爸吵了架。这个常年在外面打工的人，应该要养活老父亲，养活弱智的弟弟和带着媳妇，但不知什么原因，竟几个春节都不回家，也不寄钱回来。春节五岁的时候，他年轻的妈妈终于悄悄地跑了。
　　村里的书记裴广明每年在村里这么转着，细细想来，已经七八年没有见过刘红卫。别人家打工的，不管挣多挣少，还是会回家来看看，这个人，咋就这样呢？书记说：“唉，还不是没有挣着钱，挣上一点钱就胡花完了。”
　　倒是村上和他一起长大、姓李的那个年轻人，一个月前还在郑州见过刘红卫———
就在桥底下，两个人迎面碰着了，他对刘红卫说，你在这干啥嘞，刘红卫说，找活呗，走，咱吃饭去。“嘢———
他还招呼我吃饭嘞，唉！”他记得当时刘红卫手里还拎着一个尿素袋子，装着半袋子烂衣服，身上的绿军装衣服也破破烂烂，到处是灰，“和我差不多，我赶紧说吃过了，还急着找活呢！”
　　刘红卫那时候精神还可以，“身体也挺好的”。郑州快要入冬了，天气一天冷似一天，大家都拥到立交桥底下公交车调度站的角落里。挤在一起，总要暖和些。11月下旬，正是变天的时候，工友一个接一个地感冒，流清鼻涕，没有谁舍得买药吃。找不着活，也不吃饭，刘红卫只去草坪上喝几口冷水，几天的功夫，这个平日身体还算不差的人，慢慢病倒了。
　　出门的人，谁会把这点小病当回事呢？好好吃一顿，睡一觉，也就挺过去了，于是早上起来，各人把各人的铺盖卷压好捆好，便都四散而去。倒是公交车站夜里看场的老人奇怪：这个人怎么总是睡着不起来？走过去问他，也吱吱嗯嗯说不清楚，要不干脆不搭腔，脸色也不好……
　　老人跑到调度室，给调度站的人说起来。于是刘红卫每天夜里或者白天便有一盒饭，可就是有这样一盒像样的饭，他却是吃不进了。饭放在他身边，总是没有动过。除了还能喝点水，他连起床都不能。周围的工友只看着他病了，大约是重起来了，谁料到11月30日的中午，等到那个扫地的大婶发现，他竟在睡梦中已走了。
　　刘红卫的家人需到郑州去认人。消息传到家里，只有春节这个10岁半孩子的哭嚎声，知道要去那么远的大城市里见一见死去的父亲，看见门口乡亲们聚拢来关切的眼神，这个哭声简直是爆发出来的。爷爷垂着头，眼泪聚在眼眶里，他是不肯去的———躺在那里的，真的是那个倔强得和自己吵架的孩儿吗？
　　刘红卫结婚时的屋子，因为常年无人居住，屋顶都快塌了。早在六七年前，村书记裴广明还在卖猪肉的时候，刘红卫赊下了肉账，到现在还没有还上。春节这个没爹娘疼爱的孩子，平日里乡亲们结婚办事总是惦记着他，让孩子吃喝饱了，再七七八八地抱上一兜子吃的，让孩子拿回家去，够他和爷爷、叔叔吃两三天。三个人里面，弱智的叔叔做饭最好吃，春节还不会做，地里的活也干不动，只学会了泡方便面。
　　刘红卫所在的裴集村，常年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像河南的许多村子一样，它脱离饥饿的年代还不久远。刘红卫去世的时候，正逢导演冯小刚和河南籍作家刘震云到郑州宣传电影《一九四二》。这段历史提醒生活在河南的后代，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每隔几年，天气与政治的变化，就会导致饥荒与死亡。饥荒的状况终于在20年后结束，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开始迅速进入市场经济，于是国内的村庄也就突然获准了可以为市场需求而开发非农业用地，每家每户的耕地在逐渐减少，城市在逐渐扩张。
　　裴集村人均耕地不过一亩多点，一年种麦子和玉米，一家的六七亩地，收入六七千块钱简直就是顶破天了。加上化肥和柴油连年涨价，家里又只有老人，很多村民干脆地也不种了，全租给别人种。村书记裴广明说，平时村子就是空的，只有快过春节了才热闹一点。村里打工出去的多，一千多号人的村子，平日里不过只剩200多老老小小，每年春季，村里的青壮劳力就穿过碧绿的麦田，顺着106国道，去往郑州或者更遥远的城市。而刘红卫最后栖身的“大桥旅馆”，就是迁徙者们迫不得已的居所。
　　冷，饿，等活计
　　刘红卫被抬走之后，鞭炮的碎屑和纸钱还没有被风刮走，他睡过的那块水泥地很快又铺上了被褥。这个地方在公交调度站的栅栏里边，正是“大桥旅馆”避风又暖和的地方，谁能舍下呢？
　　“大桥旅馆”的附近，就是郑州市汽车东站，十几年前，河南的人口迁徙潮在这里发生得最为剧烈，无数从乡村涌进城市的农民从这里开始寻找工作的机会。“大桥旅馆”所在的中州大道分割着郑州的新老城区，也曾是几代农民工栖身的地方。
　　虽然它如此重要，本身却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水泥桥墩之下，也是郑州市的公交车夜间停靠之处。流动小贩兜售热腾腾的鸡蛋煎饼，农民工潮湿的球鞋挂在栏杆的铁尖上，各种花花绿绿的性病广告和楼宇宣传单、装修建材的纸壳、磨烂的凉席和破布凌乱地垫在水泥地上，到处散置着各种颜色的铺盖卷和尿素袋子，轰鸣的公交车在这里出出进进。
　　只有过了午夜，车声稀少，城市才会安静下来，在12月的地面上，有几百人在他们各自的“床”上睡去。除了流浪的猫狗和老鼠发出的声音，再没有其他的声响。沿着中州大道到农业路，路边的工友并不像死人那样躺着，而是用被子整个蒙住了脑袋，偶尔会动一动，比如从一堆静静躺着的人中间，其中一个铺盖卷突然会蠕动起来，钻出一个头发凌乱面目模糊的人。
　　如果到了郑州的中心地段解放路，那里的农民工，似乎要过得更差劲一些。这里位于二七区，是郑州的老国营厂区，靠近老火车站，拆迁之后现在逐渐成为郑州市的中心地段，新兴的酒店和写字楼簇拥而起。夜里，那些农民工便睡在尚未完工的酒店脚下，或是车来车往的桥下。这时候，正是流浪猫狗壮胆出来觅食的时候。棕色土狗悄悄钻到桥下的人堆里，逐个在他们的脚边嗅过去———地上只零星散落着几只大头鞋和单薄的布鞋，这只狗不甘心，怯怯地往人堆里挤，在紧裹着被子的人的形状旁边蹭着，但是的确没有什么可吃，连方便面的盒子也被夜里的风吹远了。狗停下来，转头四下里瞅瞅，即刻跑开了。
　　于是只剩下那个看着有点弱智的胖女人披着被子在墙角打转，在躺下去的人堆旁边“哎哎”喊两声，有几个人滚了滚身子，似乎把被子卷得更紧了。她光脚踏着两只破烂的布鞋，身上还是一身薄衣服，终于在墙角避风的地方寻得一点空处，于是把一床被子卷好就地躺下，终于睡了。
　　旁人说，哪里是她一个哟，东风路睡在立交桥下面那一群汉子中间的，不也有一个吗？只要钻个被窝，便有一顿饭可下肚。
　　谁指望在这里有人朝你掏心窝子呢？那些从立交桥下过斑马线的女孩年轻漂亮，穿得暖暖和和，干干净净，漂亮的棉衣和锃亮的靴子看起来高不可攀，等活的人嘴里嘟囔着，眼睛却一直粘在她们身上。一年到头在外面这么漂着，谁不想女人呢？可是谁会看他们一眼呢？于是这样浑身破烂的女人在他们身边转悠，才能得一碗饭吃。
　　郑州，这个河南最大的城市，规划已经到了五环，地铁也将在2013年竣工通车。北环路在四环边上，原本是郑州最边缘的地方，现在到处是兴建中的住宅。睡在这里的立交桥下的农民工，家当大都相同，只有一条棉被，一两套换洗衣服。在弥漫着垃圾和下水道味道、腐败的食物、混合着尿骚味的某个角落，也许就是个温暖的地方。他们铺盖的旁边，便是一个带着赌博投币机的自动售烟机，然后是一个亮着灯光的窗户，卖些方便面火腿肠，如果走进去，才能发现里面是一个可以容纳一百多人的大厅，空落落地散放着几张台球案，麻将桌，麻将桌上都在忙着，旁边还有吃币的老虎机。浓妆艳抹的商店老板娘和麻将、老虎机一样，都等待着露宿在寒风中的农民工口袋里的钱。
　　于是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深夜，无论是怎样的人停下来问他们价钱，中州大道立交桥下的一群人几乎都像蚂蝗一样拥上去，粘在车窗上，咋咋呼呼地叫喊着，希望自己能被选中。
　　一圈一圈抢下来，只有晴朗的中午，是这一群人的福利———能在草坪或者墙根，或者就在人行横道上，舒舒服服地晒一会太阳，眯一个小觉，简直是最好的享受。太阳是最公平的，就是没饭吃没水喝，只要暖暖和和这么眯一会，就比什么都强！
　　夜里睡在水泥地上，那种渗进骨头的阴寒好像都能被晒得蒸发掉。立交桥附近的草坪上，几个工友挺着肚皮四脚朝天就那么睡着，打着呼噜，好像就睡在自己舒服的床上。
　　一个老汉歪歪地蜷在这片草地旁边的水泥地上，好心的工友蹭过去，“哎，起来喝点水呀。”老汉不搭腔，兀自睡着，只有中午的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工友说：“唉，老汉一个星期都没有找着活了，没钱吃饭，只喝水。”这个60岁的老汉，还不算是年纪最大的———农业路的桥底下，连70岁的老汉也躺在人堆里：“俺也要找活呀！”每天的活计太少，稍微年轻的即刻就被挑走了，谁还能看上这样老的人呢？
　　只有阳光是美好的，可是有阳光晒在身上的时间实在太短了，不过是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光，它就逐渐黯淡下去，像烧着炭火的炉子逐渐熄灭下去一样。
　　老朱的希望
　　夜里这么冷，实在饿得发慌，不是几个人坐起来打扑克，就是抽根烟，朱国强和杨国胜就是这样的。
　　从中牟县姚家镇杨庄村来了几天，这两个同村的人总是搭帮在一块。48岁的朱国强早前来了几天，那会还见过已经去世的刘红卫。因为没有找上活，加上变天，冷得实在吃不住，他不得不回村里。可是家里没有闲钱，在洛阳上大学的孩子还等着用钱，在姚家镇上初一寄宿的老二又怎么办呢？一年打工的一万多元早就给孩子用光了。在村里干着急了几天，朱国强叫上年轻的杨国胜，再一次坐上了郑州的汽车，“咬牙再闯一回。”
　　在“大桥旅馆”已经闲了两天，25岁的杨国胜比朱国强还舍不得吃，常常只吃一顿早饭或者午饭。他家里的两个孩子一个半岁，一个三岁，就是奶粉一个月也要几百块。12月6日早上杨国胜花3块钱吃了三个包子，朱国强花一块五买了一个煎饼，如果今天一天都没有活干，他俩打算啥也不吃，抽几根烟算了。可人一饿，身上更冷，杨国胜就围着草坪一圈一圈跑步，朱国强看着心
酸 ，就 喊 他 ：“ 哎 ，别 跑 了 ，来 抽
根烟。”———无论如何，一天半包烟总是要抽的。朱国强说：“现在连两块的那种便宜烟也没了，只有五块的红旗渠和黄金叶。”
　　什么都在涨价，就是河南最普通的烩面，去年6块，今年也要8块了。杨国胜想念自己家蒸的馒头和做的面条，在郑州，一个小小的鸡蛋煎饼也要3块，两口就吃光了，“简直是看热闹。”
　　夜里的冷风那么大，两个人还是舍不得住在栅栏里面———这样不方便揽活，只在桥下的栅栏边上挤在被子里。杨国胜比朱国强年轻，却也被冻得瑟瑟缩缩。朱国强就在他旁边躺着，几个中牟县的老乡靠着他，几个人在风口还眼巴巴地望着呼啸而过的大货车，指望着能有个货主突然打开车窗，朝他们咋呼一声：“卸货啦！”一天的伙食，就有了着落。
　　不过这时候已经快要11点，朱国强的几个老乡已经在冷风里面睡着了，花被子从头裹到脚上，有一床被子不知道用了多久，棉絮从磨烂的花布旁边绽出来，只有他和杨国胜还裹紧衣服坐着，棉被盖在腿上。幸好还没有下雪啊，他们简直要感谢老天了，之前的几个中牟老乡，大约是和刘红卫差不多时间来的，现在已经跑回老家去了，“实在冻得受不住，我们可咋整唉？”老朱说话间，又跟杨国胜要了一根烟，“再找不着活，抽烟的钱都没有了。”
　　老朱觉得最冷最难熬的是凌晨两点到四点，冷风嗖嗖地往卷着的被筒里面钻，但这却正是郑州市夜生活最为热闹的当口。装饰着闪闪亮亮的圣诞树和霓虹灯的高级商务会所和酒吧，正在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各式名贵豪车也在这个时刻出没在无人的大街上，发动机的吼叫声常常让人胆战心惊。
　　半夜老朱勉强能眯一个小时，风刚刚小下来，五点半左右，公交公司的栅栏就被推开，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地发动起来。车灯照亮了黑暗中的马路，远处的清洁工也开始刷刷刷扫地，城市的早晨来临。朱国强和杨国胜的美梦被公交公司守夜老汉的叫声吵醒，于是赶紧卷起铺盖藏到角落里，站到路对面找活的地方去。
　　老朱他们找活的地方，正是郑州新老城区的交会处，紧靠着郑州新兴的商业CBD中心。每当中午，那些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孩结伴而过，总是让他们看呆了眼睛。想到孩子有一天工作了，也能打扮得这么人模人样地上班，老朱心里简直是有些窃喜。
　　离老朱不远，东风路桥底下尽是些年轻力壮的，是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他们几乎都是抱着铁锹睡觉的人。有的铁锹是从家里带来的，有的是在这里现买的，15块钱一把。有了这些铁锹，夜里收垃圾的清运车总是会先来找他们，冬天的垃圾总好过夏天那些发着恶臭的垃圾，就是一趟分得15块钱，也是一顿饭钱。
　　如果一天100块，可能是一个好价钱。但是眼下这么多人，雇主很快就能把价钱降到60块、二三十块，但是大家还是抢着跑上去，行人有时候会被这些突然追着一辆面包车奔跑冲刺的农民工吓一跳。
　　活计不好寻了，歇息之地也未必可保全。2011年冬天，郑州市的城管就以妨碍市容的名义，收掉了那些农民工在立交桥下的被子。一个姓王的农民工说，当时他还跑到金水区城管大队去要被子，“那是俺从老家中牟带来的，装了七八斤好棉花，一条被子也要一百七八。结果人家说：”赶紧走，再睡那，还收你被子。‘“而另一个来自甘肃的农民工，脸上还有伤痕和血迹，他住在地下通道，”喝酒的时候，被另一帮人打了。“
　　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想要回乡下去。这里虽然肮脏寒冷，有死亡和暴力的阴影，可总比乡下有赚钱的机会，也才有可能让下一代上得起学。在为农民工送被褥的时候，郑州的一位年轻的编辑对同行的人说，前几年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的父亲到郑州来打工，过节也没有回家，没有电话，他的母亲就到乡下人来郑州打工的第一站“大桥旅馆”来找，果真找到了父亲。现在，睡在桥下的农民工依然怀揣着这样的梦想。老朱家的大孩子还在念师范，已经是大二，一年就是一万五也不够用嘞。
　　于是，老朱和杨国胜还站在那里，等待着下一个希望。郑州像中国大部分城市一样，虽然每天都有数千栋开发商建造的商业住宅在施工，但这全然跟他们无关，只在“大桥旅馆”拥有一床被子的他们，要是能挣上一两千块钱，一家人聚到一块能过个年，他们就知足了，可是现在，就是一百块钱也难挣上！
　　老朱总是和来自中牟的老乡站在一处。他们对来自同一个地区的人都统称老乡———
中国目前流动人口超过2亿，每年新增数百万外出农民工，他们中间在城市留下来的老乡，都有着非比寻常的决心。
　　现在已是12月，来年的年历是可以在赶集的时候买到了，再有两个月，就是春节。老朱他们村里的人，还是喜欢买那种把农事节令列成表的老年历，这样的老年历，融合着天文学、阴阳、预言和中国的哲学———毕竟，知道下一年的雨水和寒暑是有用的，“下场大雪，来年风调雨顺，麦子和玉米收成好。”老朱的愿望是这样，假如他能挺到大雪的时候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