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商合法化：以法规调整启动制度检视

　　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发布《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引发舆论对城市游商小贩合法化问题的热议。前日，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负责人表示，把《条例》相关规定理解为“流动商贩合法化”是一种误读。此次个体工商户条例修订条款，并非指向开禁流动商贩，而是为了强化流动商贩的工商行政许可，以增加工商部门的规费收入和国家税收。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的100多名局长，并不赞成条例使“流动商贩合法化”的表述，并将向国务院法制办尽快递交这些意见和建议。

　　城市游商小贩的生存现状，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治理冲突，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但这一问题所激化的底层困境和恶性循环，一直未能得到同等程度的制度检视，长期停留在单纯的民意沸腾与草率的个案处置水平。此次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首次在国家行政立法层面启动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法规调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制度检视机会，各路立场和话语理应得到充分、对等的沟通表达。

　　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对此次法规调整的集体回应，直接推动这一议题向更高的行政法规层面求解，其强大的政策游说能力会否导致这种法规调整向偏态发展还有待观察，但行政立法过程向社会开诚布公，也理应容纳这种各自表述。如其所言，城市游商走贩问题不是开放工商登记即能求解，条例隐衷不过是相关部门欲图增加规费收入和国家税收。但一种不问动机、唯取后效的政策评判原则也应当树立———倘若此次个体工商户条例修订能激活政府内部求解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动力，释放出更大的制度检视空间，这种走向无疑值得公众期待。

　　城市游商小贩问题虽历经社会多年讨论，但代表城市管治立场的城管执法与代表底层生存意志的民意表达之间，仍处于胶着对峙状态。此番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负责人表态，也未出此一格局。但回到言论本身，如果舆论对“流动商贩合法化”确乎是一种误读，那么这种普遍的误解本身，也佐证了这一议题的极大张力，不应以轻率回应取而代之。

　　我们虽无就手的良策，但深感这种制度检视至少应该依循如下几个方向展开。其一，城市游商小贩不是单一的城市现象，其内生的矛盾和冲突乃至舆论激化，凝聚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的叠加效应，唯有政府治理作出全面调适，关切政策体系内部各种政策后果的上下游关系，才能得其要旨。其二，要对我们习焉不察的城市景观与秩序观念有深层追问。已有足够证据表明，中国城市拥有与社会发展阶段极不相称的城市理想与治理目标，落实到城市细节上，就是不加克制地追求城市街道和景观的机械有序。之所以怀抱如此超前的城市目标，并能不遗余力地践行，宏观制度层面要归因于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流动人口的长期歧视；在城市内部，则源于对长官权力美学的推崇与实施，忽视了城市底层民众的生存机会。二者都是通过对国民权利，尤其是农村流动人口和城市底层贫民生存机会的忽视获得实现。

　　一个复杂的情形是，投合这种长期扭曲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的权力美学，城市中上阶层事实上成为这种城市景观和秩序的受益者和拥趸。一部分反对开禁游商小贩的人，事实上代表了这样一个城市中上层既得利益群体，他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机会颇有保证，却不愿暂时放弃以底层国民生存权利为代价的虚假城市景观和秩序，这种不加反思的心理优越感，使得游商小贩合法化问题，事实上也遭遇到来自城市内部一种更隐蔽的抵制。

　　但正如人们一贯强调的，城市游商小贩已经是一个急迫的社会问题，在对各种治理方案进行技术探讨之前，它首先需要一种价值修正。支持小贩合法化，并不等于支持要城市变得更乱，这是应该分而处置的两个议题。支持城市游商小贩走向合法，首先在于恢复和保护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和生存机会，从而划出政府管治与国民生存权利之间的边界。既要保障权利又不至于城市失序，无疑需要城市管理者具备更真实的责任意识、更精细的治理技术，更人性的执法方式。后者无疑要比简单取缔、驱逐来得更加复杂而耗费心力。更关键的是，基于历史惯性，忽视底层弱势民众的生存机会以达成一种堂皇的城市景观，已经变成了一种低成本的城市治理手段，相反，尊重国民权利之上的城市治理变成了貌似不堪承受之重。就此而言，如果城市管理者已经认同这种积重难返的状况，无意迈出救赎权利的步子，当然就不可能认清保障国民权利与改善城市治理之间起码的轻重缓急。是时候改变这种错乱的认知和困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