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金融活下来就是成功”

——小额信贷组织实践者的故事

    “我们选发起人，首先要品质好！”浙江省玉环县九山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苏光锋刚刚讲完，手机就响了起来，坐在旁边的三农专家李昌平发来短信：“请问我能不能成为你们的会员？”
    6月2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草根金融论坛现场，气氛热闹。来自全国各地的实践代表们，慷慨激昂的讲述着探索农村草根金融的经验。各种模式或相似，或相关，或相反。
    四五十位聚精会神的参会代表，面对各种实践模式，有掌声，有笑声，也有疑问声。
    “草根金融怎么做是成功的？活下去就是成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的点评，得到与会实践者的一致认同，尽管他们各自活下去的方向各有千秋。

李昌平：带着389961部队致富

    李昌平的实践很特别，据说他带领着一群老人，搞定了当地的“黑白两道”。
    2006年3月，李昌平在湖北省监利县带领着86个老人，组建起了老年基金会，每人股金2000元。成立当年年底，老人们便拿到了280元分红。2008年末，入股的每个老人都从基金会分得了650元红利，老人们十分欢喜。
    但发动一群老人成立金融合作，并不被看好。老年基金会成立之后，马上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反对。直至三年后，当地党委书记感慨，“我也没办法给每个农民发650元啊！”，之后，老年基金会终于取得了官方的认同。
    其实，选择老人队伍为基金会主体，是近年来农村人口外流的结果。由于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许多农村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儿童，被戏称为“389961”部队。但李昌平却发现了这只队伍的优势。在他看来，农村老人是一群经历过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人，对合作有概念，能较快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而利用养老金的道德伦理，基金有了更安全的约束，“谁好意思拖欠老人的钱？”
    坚持了两年，老人基金会既促进了生产，也改变了村庄的精神面貌。
    更大的收获在于，合作还打破了当地黑社会势力的压制。监利县盛产水产品，但交易市场却受到了黑社会垄断势力的压制，个人根本不敢和他们对抗，政府部门也管不了。在开展了基金会后，老人们又进一步成立了水产专业合作社，团结起来打破了原来黑势力垄断买卖的格局。
    对于“意外的收获”，李昌平认为是顺其自然，老人基金会的成功运作，在于发现了当地的需求和力量，合作金融不要拔苗助长。

何慧丽：金融要有合作基础

    在河南省兰考县胡寨村实践的何慧丽担心的却不是遭遇黑社会，而是合作金融会不会“演变为黑社会”。
    她尝试过用四种力量去创办草根金融机构，前三种都以失败告终。
    最初的模式是希望通过外力引导，把农民催生为草根金融的主力。实践结果发现，合作组织筹集起一堆钱后，并不规范运作，“钱贷给谁了，查不了。农民想欺骗你，太容易了。”然后，何慧丽开始尝试由NGO为主力推动，由NGO筹集大部分资金，教训依然是“用钱不规范”。第三个模式是部门资本下乡，推动力量主要是农业局。结果，资金的使用缺乏经验，也缺乏监管，还难以逃脱寻租的恶果。几种模式下，资金使用情况的不透明，使得何慧丽感觉到农村草根金融实践的艰辛。
    但她终于还是找到了第四条道路。
    何慧丽认识到草根金融要办成一种文化、经营等多方面的综合体，而不止于金融。在新思路下，何慧丽组织了胡寨村的种养业信用担保合作社。在新组织内，既有秧歌、太极拳等文化活动，也有统购统销的经营合作。
    在这种内部的小循环后，通过担保协会，合作社也得到了当地信用社的支持，“按照担保金的8至10倍放贷，最高3万元。”农信社的信贷支持，让何慧丽兴奋地觉得找到了小循环与大循环的对接。
    “合作金融背后有合作社支撑，合作社的经济合作有文化支撑。”何慧丽觉得这是开展合作金融的新理念。

周盐东：政策要靠自己争取

    周盐东认为时代不同了。“这不同于1978年小岗村的试验。那时是单靠基层冒险。现在，中央有政策了！”这点认识，对他来说意义不只是尝试草根金融的风险，还在于如何推进尝试的思维。在周看来，基层群众有需求，中央有政策，草根金融的瓶颈在于这二者之间的阻碍力量，地方政府是最需要去推动的。
    周盐东于2006年成立了江苏省盐城阜宁县硕集镇富民资金互助社，成立一个月，互助社的资金马上达到了90多万元。封锁的脚步接踵而至。县市银监局研究过后，决定予以取缔，清盘资金。
    周盐东坚定地认为，封锁不符合中央的政策精神。一堆申诉材料送到了江苏省政府。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研究过后，给了放行的批示，富民资金互助社终于逃过劫难。
    和何慧丽一样，周盐东也认为单靠农民的力量不现实，但是单靠政府解决所有问题更不现实，政策要靠自己争取。从目前看，他觉得争取到的还远远不够。

许文胜：贷款互助垂直网点

    河南省濮阳市贷款互助社的发起人许文胜觉得，像他这样的贷款互助社才是有效的途径。
    濮阳市贷款互助社是中国社科院在扶贫基金试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让许文胜一直坚信其贷款互助社的性质，符合杜晓山教授提出的兼具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特点。
   许文胜相信他们与普通资金互助社所不同的是，他们已经突破了村落的限制。因为他们是由市到县，再到乡镇，垂直设立网点。贷款互助社自2005年设立以来，已经具有4000多万元的股金规模，网点数达到116个。相形之下，国内大多数刚刚起步的资金互助社单打独斗、比较单薄。
    但许文胜坦言其贷款互助社的性质受到质疑，按照国家目前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相关规定，质疑者不明白贷款互助社“究竟属于哪一类？”。对此，许文胜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濮阳贷款互助社的试验早在2004年就开始了，比资金互助社还要早，更是社科院非常谨慎挑选的试点，不存在合法性的风险。

苏光峰：不差钱，也不求大

    “现在我打电话，一天筹集一亿元的资金肯定没问题。”苏光峰一点也不低调。
    作为浙江省玉环县九山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负责人，苏光峰对家乡民间资本的信心满满。“我们当地村，每个村民都有两三百万元的存款。”
    民间资本丰富的优势，使得九山农村资金互助社规模扩展迅速。从2008年7月发起时的51万元资本发展至今，资金已突破1200万元。但苏光峰思考着把经营的重心转向资本质量，而不是规模。
    坚持发起人要正直，而互助社的文化也要正，不是一味牟利。苏光峰告诉大家，无论是三月、六月、一年，互助社贷款利率都统一为月息0.96%，年利率接近12%，这个利息比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孟加拉乡镇银行平均16%的利率，低了四个点。“我们不求最大，只求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