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创业”需要人文关怀（节选自《不要指责环保局长》）

第二章： 问废：“城市金矿”与二恶英之争
九、“底层创业”需要人文关怀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要刺激垃圾分类，就要发展垃圾回收产业。

　　“垃圾利用”帮助城市垃圾“瘦身”，与中国的国情一相遇，悄然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产业，而这个产业往往与“底层创业精神”相关。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对著名电子垃圾拆解基地、同时也因此成为全球“污染重镇”的广东汕头贵屿镇进行了调查之后，撰写的一份名为《汕头贵屿镇电子垃圾拆解业的人类学调查报告》指出，“电子废物拆解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这个行业独特的发展轨迹。电子行业的现有产业链存在先天弊端，在生产设计环节上对环保回收化问题的忽视，使得回收过程所需要耗费的成本极高。而同时，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紧缺在某种程度上对电子垃圾的回收又非常有利可图。于是，在国际贸易存在各种漏洞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发达国家的电子废料向发展中国家流入的现象”；但“废品总要消纳”，如果对拆解业进行正名并规范发展，里面的利润空间不可估量。某种程度上说，资源紧缺的中国、劳动生产力无处扎根的中国，应当欢迎国际电子垃圾运进来，因为这里面含着巨大的金矿，能让许多人因此安身立命。“中国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本土电子垃圾同样需要得到处理和解决。从整个行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如果电子垃圾的产业化处理问题在国内被提上议事日程，那无疑是电子拆解业的一个大转机。届时，拆解业可以名正言顺地和电子制造业形成相互依存的产业链结构。拆解商可以合法获得国内的电子垃圾，但同时要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降低拆解时可能造成的污染。从目前的情况来估计，政策的转变是拆解业能否充分发展和良性发展的大前提。”

　　有一些环保组织，比如绿色和平，长期关注电子垃圾问题，他们认为责任在于生产方，为此，他们不惜采用一些较为明朗的公开表态的方式，几乎带着强迫性地，要求著名厂商公开承诺不使用有毒材料制造电子产品，并把产品制造成无毒无害、“极容易回收”。他们认为这是避免后端回收污染的前瞻性办法。

　　杜欢政推算，中国有2000万的再生资源利用大军。像石家庄，从事这一行的人主要是来自重庆的农民。像广州，从事这门职业的绝大部分是三四十岁的外地中年夫妻，这些人多半是农民，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家里负担特别重，很多人就靠捡垃圾换取生活必须的“现金”，靠捡垃圾供孩子读书，供老人看病。“中国人对商业机会是很敏感的，我估计将来中国会成为全球的垃圾处理、再生利用中心。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再生资源回收从业人员，都是外地人。北京必须利用这已经存在的回收力量，将其整合成正规军，就可以了，不要动不动就想将其‘消灭’，另外组建一支力量。中国人喜欢自立门户，长于‘小本经营’，因此，整合的办法不能成立简单的公司，而是采用公司与个体户合作的方式，在技术、标准等方面有很好的规范，而合作方式却是松散型、加盟型的，这样才可能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和能力，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也才可能解决再生资源回收中的技术低劣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应当帮助这个产业“正名和正形”。

　　尤其是：该如何对待“底层创业”？中国可能在全世界上是最擅长底层创业的群体，因此，对这类创业者的引导必须首先寻找出底层创业者的规律和意愿，在可能的情况下，找出与城市合拍的经营方式。如果尚未找出，不如顺其自然。

　　中央党校研究室周天勇研究员认为，垃圾回收业往往是“底层创业”者的选择目标。因此，在设计产业形态时，必须设计成“公司加个体户”的办法。“加盟”形式比公司的统一化管理形式更具优势。周天勇说：“在中国，相当多的自然人性质的工作、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都必须登记注册，擦皮鞋、卖冰棍、修理自行车等如不注册，就是非法经营。有些城市甚至提出连收废品都要统一注册、统一着装。这样做，城市的亲和力在流失，城市的混沌感也会弱化。在其他一些市场经济国家，自由职业者和非登记企业大量存在。他们不必注册登记，只要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即可。我国的现象是，一方面，政府成立的再生资源利用公司经营不善；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自然人靠再生资源获得了相对可观的收入。因此，设计再生资源的回收体系，必须对症下药。”

　　王维平指出，光有底层创业者还不行，还需要培育垃圾市场。垃圾市场的培育绝非易事。必备的条件是要保证投资和收入持平。国外的垃圾收入包括；垃圾收费（占总垃圾处理成本费用的26%）；产品售出收入；政府其他税种补贴，包括城市维护税等；循环利用法中规定的厂家补贴（占总垃圾处理成本费用的54%），即企业在赢利后，不应由消费者单独承担垃圾处理费用，而应该同消费者一道承担自己所应负担的责任即垃圾回收处理费用。而我国城市垃圾收费普遍存在收费偏低和收缴率低的问题，政府应在这方面采取措施，出台有关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倡导清洁节约型生产，限制源头垃圾的产生，促进前端垃圾的回收利用，使末端垃圾量真正降下来。这既能保证投资商利益，又给市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但是，也应该注意，垃圾产业的利润不应低于市场其他部门的平均利润。利润过高，会有许多企业蜂拥而入，利润过低，也会使大量企业因经营艰难而退却。总之，既要保证投资商有利可图，也要防止企业趋之若鹜。

　　杜欢政从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研究近20年，是我国再生金属、再生塑料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专家，他还与国外研究机构进行合作，从事全球废弃物转移问题的研究。他认为，浙江经济的发展模式可视作垃圾等再生资源利用的典型案例。二十几年来，浙江走的是依赖于“资源再生、产业集聚、专业市场、民营经济”四位一体的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新路子，而区域特色经济的起步和发展都依托于再生资源利用。

　　浙江是资源小省，自然资源除非金属矿和旅游资源外，能源和原材料都十分匮乏。因此，浙江经济的起步与再生资源利用息息相关。浙江的民间再生资源市场非常活跃，不少民企较早开始意识到能源和主要原材料供应不足给经济带来的严重制约，自发地解决这一矛盾，因而循环经济的一些理念和方法较早地得到应用。

　　浙江由此自发形成了三种各具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一是“永康模式”，即以永康传统手工业为依托，充分利用金属再生资源，提升本地传统产业，发展五金制造业。主要是大量购入铝、铜等金属再生资源，并以此为原材料依托，不断发展和提升本地传统产业，形成了“中国五金之都”，形成特色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二是“路桥—温岭模式”，即以废旧金属拆解产业为主导，带动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从国外大量进口废旧电器、五金等固体废弃物，通过拆解、分类与加工，然后大量向周边地区输出成品、半成品，形成区域特色产业，进而形成了全国最大的民营汽车和摩托车基地以及中国大陆最大的服装机械生产出口基地；三是“余姚—慈溪模式”，即以废塑料、废金属回收为切入点，延伸产业链，形成国内最大的家电制造基地之一。主要是从废塑料、废金属等再生资源利用着手，形成废旧物资—配件—家电的产业链，提升了产业层次，并依托市场合理配置资源，培育出了中国家用电器生产出口基地，形成了塑料模具、电子电器、机械仪表等支柱产业。

　　“十一五”期间，浙江循环经济的发展将进入第二阶段，即转型时期的“资源高效利用”阶段。这一阶段，区域特色产业经过人力资源、技术、资本的不断积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创新力度不断加大，自主产权技术不断提高，产品品牌价值不断提升，相对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竞争力。同时，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型，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更为突出，循环经济发展将更加注重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加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更加注重人、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垃圾分类是一个体系工作，政府除了明确“家庭责任”之外，更要在产业链的后端进行改造和提升。杜欢政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城市里，从事垃圾回收业的，都不是当地人。北京的几个著名“垃圾王”，有的是河南人，有的是四川人，他们为北京的循环经济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但也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广东的垃圾回收大军，其成员，有的来自湖南，有的来自湖北，有的来自安徽。“我还注意到，从事这一行的，三四十岁的人最多，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老家有根基，因此，要想让这一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必须设计出符合行业特点的方案。”

　　北京要想把再生资源利用大军“规范化”，有一个必须突破的关卡是户籍制度问题——这关系到如何公正地对待外来、流动的、由暂时向定居过渡的中国人口漂移现象。得克萨斯大学校长助理、地空信息科学与技术中心主任隋殿志指出，农民要增收，必须走“产业兴趣”转移之路。农业工业化是发展趋势，现在的情况是农民靠种田赚不到钱，可是农业工业化程度较高之后，又不需要如此多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了。所以，从长远来看，必须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化。这种劳动力的迁移是指进城打工，也涉及户籍的变迁。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绝大多数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一政策。“我觉得从长远来看，户籍制度本身是应该被改革或取消的，因为它本身含有区别对待的性质，带有不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