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公平贸易在中国

 　　直到今天，公平贸易在中国还有相当大的误解，譬如那些申请人都以为认证是一次性终生制的。实际上，你必须不断地提升你所做的。

　　文/陈非

　　扬·德科尔（JanDekker）在电话里的声音有点疲惫，他一早从昆明坐了5小时的车进入山区，在一下午的参观后，他又被随同的翻译催着去迎接当地的负责人，看看双方有没有项目合作的可能。

　　德科尔在丹麦时是个建筑师。而现在，他是云南丹云商桥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这家外商独资的贸易公司是中国大陆目前为止唯一获得世界公平贸易组织（WFTO）认证的机构。

　　透明的账本

　　“公平贸易”的概念最早是以宗教为导向的，20世纪40年代末，一些宗教团队通过向各个贫穷地区村落收购类似十字绣的手工艺品放到欧洲的“世界商店”（worldshop）中销售，这种几乎就是捐款形式的贸易链在60年代的欧洲学生运动中得到提升。英国乐施会发起了“以销售来帮忙”（Helping-by-Selling）的活动响应学生提出的“贸易，而非援助”（TradenotAid），这一口号后来也获得了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和西方社会的认同。但一直到80年代，这些手工艺品失去了原有的新鲜度后，贸易的重心才逐渐落到如今占绝大比重的农产品上，尤其是茶叶与咖啡。

　　丹云在中国的两大重要项目就是茶叶与手工艺品。前者目前涵盖到600户农民，后者则支持了250名农村妇女。1996年最早成立的时候，完全是因为来云南客座教MBA的丹麦人BittenHogh为当地的手工刺绣感到震惊。这位如今已年过半百的老太太请了6名当地妇女制作刺绣及卡片，在欧美与澳大利亚受到了极大欢迎，于是，从成立“彩线云南”的Logo开始，取丹麦与云南两地的头一个字，一步步成立了现在的“丹云”。

　　2001年，丹云正式成为世界公平贸易组织的成员，这意味着，他们的产品可以开始贴上“公平贸易”的标签被出售或外销。但事实上，公平贸易的概念在中国直到今天依然只为小众所知，丹云的产品也一直都是直接外销。

　　“我曾经问过WFTO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其实中国有很多公司与农场都申请要加入WFTO。”德科尔说，直到今天，公平贸易在中国还有相当大的误解，譬如那些申请人都以为认证是一次性终生制的。但实际上，国际组织会就公平贸易的十个原则与相关标准一直检查被认证者，用于保证“你必须不断地提升你所做的”。

　　一开始，丹云就与6名妇女协商每一件成品的报酬，即使卖不出去，依然要支付——而这只是刚刚开始。在14年的时间里，丹云在由傣、苗、白、佤和拉祜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山村里，逐渐帮助当地村民建立了诊所，打通了饮用水系统，为农户提供小额的发展贷款，还同时培养了他们的卫生习惯、储蓄意识……每一年，公司都要制定与公开下一年的培训计划甚至是近几年的目标，包括到2015年前，要在社区里减少多少种传染病、使孩子都有就学机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形成关爱的气氛等。各种具体或抽象的培训和发展的费用，都需要严格按照国际组织规定的收入标准来分配。而这也是德科尔认为中国公司很难通过认证的原因：在一个公平贸易机构里，财务与责任的透明度是十分大的，你必须长期公开自己的每一本账本，受到组织与公众的监督。

　　小众也有存在的理由

　　比起丹云，苏州的“绿咖啡”看起来更悠闲一点。这家曾经坐落于平江路上的专售公平贸易咖啡与茶叶的咖啡店在豆瓣上颇具人气，很多到苏州旅游的文艺青年都爱上那儿喝一杯，支持公益。但来自香港的老板夫妇刚刚把店迁到了苏州工业园区，老板娘甄明慧说，不仅仅是平江路的商铺集体涨租，也因为主要顾客群其实都是在园区里上班的老外。

　　跟德科尔与他的同事一样，甄明慧也算是“不务正业”加入这行的。2007年，在香港做舞台的她到苏州工作，一年之后，她决定在苏州开家咖啡店。一开始想着做有机，但做着做着就接触到了公平贸易，“在香港时知道很基本的东西，只知道对农民好，整个运作都不知道。后来一边用一边理解，觉得更应该推广这个概念”。

　　甄明慧店里的公平贸易咖啡一杯28元，跟普通的苏州咖啡店没有多大区别。但利润要远远少于他人。公平贸易的原则之一是“要给生产者合理的报酬”，因而国际组织每年都会调整一些基本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最近整个食品行业都在涨，咖啡升到历史最高价。一般原豆要2美元1镑。而FLO（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前两个月刚把最低收购价从1.4美元上调到1.6美元，但其实现在2美元也很难收购到公平贸易的咖啡。”

　　至于茶叶的利润就更少了。长期以来，绿咖啡都是从国外进口公平贸易的茶叶，除去本身就高的价格，更要付53%的进口税。在支付了平江路高额的店铺租金后，甄明慧说所得只算“保本”，很多朋友批评她“不是做生意的”。“我不想让大家一开始就觉得参与这个事情就是贵的。当然我不能说这是便宜的事。”

　　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发展，夫妇俩最近新开了一家专门的分销公司，希望藉由成为国内的主要分销商来获得更低的进价，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公平贸易概念。“国外有过调查，100个人买的咖啡豆里，只有1个人买的是公平贸易的咖啡豆。在国内，这个比例可能就只有万分之一。”甄明慧说公平贸易永远只可能是小众的，这跟她当年做舞台工作一样，全香港只有1000个人爱看现代舞，但她也愿意做下去。“我不会相信小众是没有权利的，也不觉得只有大众化的东西才值得做。”

　　会讲故事才能卖出产品

　　甄明慧与德科尔说的中国现实也是公平贸易的全球现实：过去10年是全球公平贸易发展最辉煌的10年，贴上公平贸易标签的商品销售量每年以37%的速度增长，却依然只占到全世界商品销售总值的1%。在英国消费者声讨下，当地的星巴克已在2009年开始只使用产自公平贸易的咖啡。可能是国内销售最多公平贸易咖啡的英国玛莎百货并没有在进入中国市场后将此作为一大卖点，在与专门的部门沟通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国内的市场部没有对此做相关统计，也没有专人特地了解过。

　　如果有心去查中国的公平贸易作坊，2009年的数据与现在基本持平。这始终是豆瓣与文艺青年杂志关注的小众话题。一方面，由于中国与公平贸易组织的疏离，很少有组织通过认证。不但FLO制定的最低收购价把中国地区排除在外，也很少有人知道可以申报自己的项目成为公平贸易的一部分。在河南地区曾受到多家媒体关注的YellowValley以制作公平贸易的有机高达奶酪著称，有着包括城市超市在内的大客户，但创始人荷兰人雷一鸣也坦言，由于奶酪不属于规定的公平贸易产品，事实上，农场没有办法通过公平贸易认证，一切原则都要靠自己坚持。同样，丹云的手工艺品也不在FLO的产品范围内，只有WFTO给出一个泛泛的“使生产者满意”的定价规则和笼统的公式。这也使得在上海的一家专门帮助这些小型机构的“乐创意”，提出了根据中国当地水平自行定价。但一切只能像刚开始与丹云开始合作的甄明慧说的一样，“这只能基于双方的信任”，她说现在只会把手工艺品放在店里卖，因为“分销的责任更大”。

　　“公平贸易到哪里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德科尔说，他们的茶叶收购价高于整个地区的均价，所以“卖出产品”从来不是加入公平贸易组织就能获得的保证。在今年3月由英国文化协会举办的“社会企业家”项目中，他应邀到绿咖啡介绍丹云项目的操作流程，特别提到了项目中一名当地的带头妇女意外怀孕，因为她一直被认为是习惯性流产，公司不计代价送她去医院检查保住了孩子。“经营公平贸易其实不仅是卖商品，更是卖商品背后的故事。要有故事并把这些故事拼在一起，才能把跟他们相关的产品卖出去。”

　　根据这个理念，德科尔和他的同事们也在帮助云南地区的其他小农场申请公平贸易的认证。除去大量的准备工作，对于从零开始的小公司，从申请到获准起码需要一年的时间。而之后的路，则是丹云也没走完的。“公平贸易的产量通常都很小，我们目前的顾客中都还没有大品牌。我们现在希望有大公司来采购我们的产品作为给客户的礼物，要是能遇到一家这样的中国公司，那就太棒了。”

　　“大公司有很多力量很快来做这些事，但其实不会有商人真心情愿来做这些。”甄明慧说英国的星巴克就是一个消费者主导公平贸易概念的例子。作为这个概念的辅佐，她说自己一直致力于绿咖啡的豆瓣经营，就是希望能把这个小众的概念一直在国内继续推下去，不至于让对它感兴趣的人突然失掉了关注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