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购火车票的噩梦

 

记者 周鹏 广东佛山报道

2013年1月11日上午9时，在佛山市禅城区张槎大富村内钟权桢和叶霞夫妇的小店里，铁路民警将收缴的212张火车票、身份证，全部返还给已购票的外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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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中午，当钟权桢、叶霞这对年轻夫妻正在自家的小店里忙碌时，几名神情严肃的铁路警察走了进来。随后，警察们在这间略显杂乱小店里，查获尚未被取走的火车票212张，并以涉嫌倒卖车票为由将钟权桢、叶霞两人拘留。

钟家小店地处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大富村内，混杂在一片低矮陈旧的工厂厂房和出租楼中。随着春节临近，这里总上演这样的场景：买到火车票的幸运儿提携着箱包出门，满脸兴奋地离去时，他们的身影总被充满羡慕的目光所跟随。

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幸运儿为火车票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想要回家乡过个春节，他们要么得在车站售票窗口外经历漫长的排队，要么得在拥堵不堪的网络和电话售票系统中捕捉稍纵即逝的机会。

哪怕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速铁路网络，但在春运客流暴涨期间，中国铁路系统的服务能力仍尽显疲态。火车票像被着了魔咒一样，成为此期间中国人密集批评的词汇。

如果没有代购火车票，钟权桢和叶霞的日子如行云流水般平淡。

只有初中文化的钟权桢出生于广东梅州，曾在深圳的工厂、洗车店、货运公司里打过多年小工。四年前，他离开深圳投奔在佛山打工的姐姐钟金玲。

在早年父亲逝世后，钟金玲便早早离开学校外出打工，她说，“我们出生在贫穷家庭，从小明白只有靠勤劳才能养活自己”。钟金玲也一直在向弟弟灌输这样的人生观。多年来，他们在工厂里拼命干活，下班后就回到城中村里的狭小出租房，遍尝谋生艰辛。“像我们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太多的机会”，钟金玲说。

2011年，这对打工多年的姐弟倾其所有盘下这家小店，售卖手机充值卡、公交卡。扣除3000多元的租金、水电成本，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店每月只能挣到两三千元的收入。

去年，钟权桢与叶霞结婚。为了增加收入，夫妻俩在网上开了网店，还提供快递、货运代办服务。在这个空气混浊的城中村里，他们顽强地寻找着挣钱的机会。

在小店对面锁店饶老板的印象里，钟权桢是个“斯文人”，经常穿着西装衬衣，与人闲聊时语气柔和，而叶霞则待人和善。饶老板曾到钟家小店里借用过几次电话，钟权桢夫妻对他很客气，而且没有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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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待人和善，让这对夫妻发现了代购火车票的商机—去年11月，一位不会使用电脑的邻居来找钟权桢，让他帮忙上网订张火车票。顺利帮邻居办完这事后没多久，一位听说此事的熟人也来登门求助。就这样，钟权桢的小店里能订到火车票的事开始不胫而走。

随着春运临近，当上门求助的人越来越多时，钟权桢夫妻意识到了这个缝隙中的商机。在他们在小店外墙张贴的广告横幅上，出现了“火车票”三个字。

市场总是根据需求配置资源，但垄断性的铁路系统似乎并不关注偏僻的大富村。对租住在大富村里那些从没摸过电脑或是不懂得电话订票的打工者而言，他们过去只能坐公交去火车票代售点或者直接去火车站购票，前者要花一刻钟，后者则至少半小时以上。在春运售票紧张时，算上排队等候的时间，打工者往往要耗费半天甚至更长时间。而且，贸然赶去经常会遭遇这样的风险：即便排队排到腿软，一句“票已售完”就会让购票者无功而返。

“我们对电脑一无所知，不知道网银是什么，订票电话繁忙时几个小时都打不通，就只能像傻子一样去排队了。”饶老板坐在自家店里，一边帮人配钥匙，一边气愤地说。多年前，他曾经有过连续三天去佛山火车站售票厅排队而未买到火车票的教训，从那以后，他从未在家乡过过春节。他说，回乡虽好，但车票难求。

铁路系统在2011年推出了网络购票服务，并骄傲地宣称它将极大缓解多年来广受诟病的在车站排队购票之苦。年轻而又接触过互联网的打工者确实从中尝到了甜头，他们不用再去车站或售票点浪费时间了。但对饶老板这样的人来说，新技术的应用跟他们没有关系，甚至还降低了他们排队购票的成功几率。

当钟权桢夫妻的小店推出代购火车票服务后，立马获得了这一群体的欢迎。附近一家手机店的销售员陈翠华说，1月初时她就看到不时有人去钟家小店里订票。陈翠华来自江西农村，她有两位老乡都在此期间找钟权桢帮忙订到了火车票。

包括网络代购和取票服务，钟权桢夫妻每张票收取10元手续费。如果订票者选择自己去代售点取票，则只需要支付5元钱。“这样的收费标准，简直是在为人民服务。”陈翠华说。

在春运预售票首日，1月7日那天，钟家小店的代购生意才真正火爆起来。

人们走进小店，说出自己期望的时间和车次。钟权桢夫妻也没用很特别的方法，甚至都没用被铁道部官方斥为“直接影响售票公平性”的插队软件。他们直接登录铁道部官方售票网站12306，如果发现有票，便会用自己的网银为客人支付。那被警方搜获的212张火车票，他们足足花了三天时间才预订到。

订票成功后，客人便向其支付相应票款和服务费。大多数人都愿意再多花5元钱，让这对夫妻代为取票。

为了免交到代售点取票时每张5元的手续费，钟权桢夫妻每天早晨5点起床，带着客人的身份证赶车前往三十多公里外的广州火车东站。那里的自助取票机可为网络上成功订票的人提供免费快速的取票服务。四五个小时后，当他们取完票回到小店时，新的客人已经在门外等着他们了。

饶老板从未见对面小店的生意如此红火过。一天深夜，他见到这对夫妻在忙完收档时，笑得一脸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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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月10日，打击非法代售火车票的铁路警察一拥而入，结束了小店短暂的红火生意。查办此案的广州铁路公安局肇庆铁路公安处在两天后公开的资料中，用严厉口吻将这间小店称为“今年广东最大黑票点”，并称其“明目张胆高价出售火车票”的行为令警员“咂舌”。这样的姿态令钟金玲恐慌不已，她也难以理解为何靠起早摸黑的辛劳“挣点跑腿钱”会犯法。

被查获的212张火车票，大多是钟权桢夫妻在1月8日至10日期间网上预订并从广州取来的。肇庆铁路公安处称，这三天里，小店每日预订成功的车票有近百张。1月11日，警方将所有车票和手续费都发放给了购票者。

在铁路警方公开此案后，网络上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著名电视主播张泉灵发微博称帮人买火车票的经历令自己崩溃，“打不通、没有票、打不通……下软件、注册、打不开网页、没有票、操作不成功……”她说，等钟权桢、叶霞夫妻从看守所出来后，愿意花十块钱请教对方怎样提高网购火车票的成功率。“我给您10块钱，算家教费。这他们不能算你们倒票了吧！”

这个帖子得到数万转发量和一边倒的留言支持。许多人说，他们受够了铁路系统的无能和低效。一名粉丝发出这样的疑问：“真不明白为什么代售点收订票人5元手续费合法，而提供更好服务的佛山夫妻收5元就要被刑拘？”

肇庆铁路公安处称，自己的执法依据主要是最高法院1999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司法解释》。按照这条14年前的解释规定，“只要具备高价、变相加价倒卖车票的行为，并符合票面价值5000元以上或非法获利2000元以上要求，就构成‘倒卖车票情节严重’，将被处以刑事处罚。”

被这条法规击中的，还有一对在佛山工作的湖南籍夫妇，1月20日，因帮人在网上代购火车票收取5-20元的费用，遭到警方的调查。

这条14年前的法规，在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看来已经过时。他在微博上称，火车票实名制已经杜绝了倒票行为，过去的打击规定已“没有适用对象”。一位粉丝在微博后跟帖说，唯一能从此事中获利的是获得铁路系统许可的车票代售点。

就连官方媒体新华社也发布评论声援这一对小夫妻，称期待司法机关能顺应民意，仔细考量火车票实名制下“倒卖车票罪”的适用范围，勿轻易扩大外延。

舆论压力下，铁路公安也做出了“妥协”。1月22日，广州铁路公安局副局长陈树松在接受访谈时回应称，铁路公安部门也留意到了这对夫妇不存在倒卖车票牟取暴利的主观意愿，而是帮购票困难的农民工进行网上订票，“但公安机关是一个执法机关，不是立法机关，这些情况我们会向上级公安机关反映。”

1月23日，在距离检察机关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期限只剩最后一天时，钟权桢、叶霞在办理“取保候审”后重获自由。钟权桢一家谢绝了《南都周刊》记者的跟进采访要求，表示希望能尽快恢复往日的正常生活。重获自由的钟权桢一度曾想申请一个合法的铁路售票点，但当听说需20万元保证金时，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