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恩师蔡定剑先生

前天朋友传来蔡先生病危的消息，有点不敢相信，因为几个月前他刚刚来过广州开讲座，10月份的《中国改革》上还有先生的大作《代表法修改不能“开倒车”》，一切似乎没有改变，但是，说起有病，或许又有点征象，几个月前《南方都市报》上刊登的讲座照片，如果不是那个名签，我绝对想不出这是蔡先生，因为我熟识的蔡先生样子不是这样的。收到先生的病危消息，除了祷告上帝，发一条祝福问候短信，继续关注网络消息，我这个学生什么也做不了。两天过去，今晨上班打开电脑，查找消息，想不到，就是王占阳教授博客上关于蔡先生去世的噩耗，蔡先生终究闯不过这一关。我尊敬的师长终于离开了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作为蔡先生在法大专任教授的第一批学生，我应该写点文字，怀念我尊敬的师长，也让世人知道，为什么先生具有如此的魅力，好让我们都成为先生追随者，效法先生，沿着先生的道路继续前行。

2001年9月，我入读法大，10月11日就迎来了一场在大礼堂的论坛讲座，主讲人之一的就是蔡先生，而且我记得很清楚，活动宣传海报上还把先生的姓名错写成“蔡定建”。那大概一场关于法治与成才的讲座，那时蔡先生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副局长，主持人撒贝宁的介绍让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蔡先生从亚运村到人民大会堂上下班是骑自行车，而且大家要知道亚运村到人民大会堂有多远，在司局级干部中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更让我意外的是，蔡先生在论坛发言中，表达了对农民命运和农村状况的关注，这更深深打动了作为农民子弟的我！论坛结束之后，我知道了一位关心农民的蔡先生。其后，我所在的学生社团农村与法治研究会编辑会刊，向专家约稿，我第一个就想到了蔡先生，我的一位师姐负责联系先生约稿，先生还就社团名称农村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提问了一番，后来先生有没有应邀赐稿，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这次约稿，我从师姐那里获得了先生的联系电话。

后来，通过媒体上先生的评论文章等才知道先生是“定剑”而非“定建”，在那个时候我非常关注村民自治问题，通过报纸和网络读了一些先生的大作，而蔡先生的名字也常常出现在我喜爱的《南方周末》上。后来也知道，先生是法大七九级校友，是我们的学长，毕业后师从北大法学院陈守一教授攻读法理学硕士，先生是典型学者型官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期间通过论文获得了北大的法学博士学位。再后来，大约是2003年初，《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的出版，让先生成为新闻人物，主持研究课题通过调研得出结论——所谓的“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质太低”不适应发展民主选举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先生主持的研究像剑一样挥向那些“谎言遮羞布”，它的力量不仅在于正确的方向，也在于坚实的根基，这让一个法学学生看到了应该怎样去做学问。

2003年春天，新政开始，“非典”突袭，大学停课，我们迎来了自由学习的美好时光。某日下午，我去图书馆自习前，从阅报栏的《中国青年报》上得知，孙志刚事件后，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对《收容遣送办法》实行违宪审查，作为一个关注时政的法学学生，我深知这一事件的重大价值，更令人兴奋的是，三博士当中的两位都是我认识的，其中滕彪博士就是法学院的老师。我马上邀请滕老师组织了一个关于该事件的沙龙，地点就在学校的小花园，参加的同学有十来二十人，滕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上书事件的来龙去脉，当中提到蔡先生，也说到特别要感谢他，蔡先生为三博士提供了一些建议，也为他们提供了法工委的传真电话，从某种意义说，蔡先生是三博士上书的促成者。虽然违宪审查制度终究没有建立起来，但身在官场当中的蔡先生却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也因此而得罪人了，个人的一些得失就在所难免了。2003年，中国经历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公民权利年”，随着年末自荐参选北京县区人民代表的结束，这一年终究过去了，而正在此时，传言四起：蔡先生因三博士上书等事件离开官场，法大正与北大法学院争夺蔡先生，法大徐显明校长正努力引进蔡先生。

很快，传言成为现实，2004年初，蔡先生成为法大教授，蔡先生还专门主讲了一场讲座，内容已经模糊，但是，主持人焦洪昌教授的点评却依旧清晰——蔡教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与此相伴的还有来自学生热烈的掌声。蔡先生，拳拳赤子之心，确实是苍天可鉴。很快，教务处就非正常的设立了一门选修课——由蔡先生主讲的《宪法基本权利保护研究》，说非正常，我清楚记得，这并不是在学期之初就开设的，是中途开设的，也就是意味着，蔡先生是在学期中途调入法大的。我有幸成为先生在法大专任教授后的第一批、仅有的十来个本科学生之一，更幸运的是我连续两个学期选了先生的主讲的选修课，得以亲自聆听他的教诲。

我清楚记得最开始的一次上课时，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两会期间回全国人大常委会办手续的艰难经历，他向我们感叹往年这个时候自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他要紧张筹备会议，今年不一样了，自己成了局外人，还感叹，人民的议会为什么对人民如此紧张、高度防范，这是从来没有的，什么时候变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节课，先生就为我们描画了开设这门课的理想，他说在美国大学当访问学者的时候，感觉到seminar（研讨班）是一种不错的教学方式，十来二十人的小班教学，大家都有机会参与讨论，期待能将这种授课方式引入法大实践一下。他还向我们描绘了他的法大办学理想，将法大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作了一番比较。第一节课后，我拿来了先生的两本书《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和《黑白圆方》，请他签名，并且引用了江平先生的赞语“七九级佼佼者中的佼佼者”，面对称颂，先生很腼腆，像一个孩子一样感觉不好意思，连声否认，最后他在书的扉页写下了“为了民主而努力”几个字。当时，我就恰好带了部普通胶卷相机，但犹豫之下没有提出要合影，这成为一个大遗憾，直到后来我毕业了，先生到广州做讲座，这个遗憾仍未弥补，今天这个遗憾成为永远了。

在课堂中，先生还通过自己的关系资源邀请了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的学者（一位被先生称为“普通话比我还好”的青年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应该是《法治——中国的新长征》一书的作者）、香港大学法学院陈弘毅教授等为我们讲课。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教室就在教学楼Ｅ段一楼，傍晚时分，课堂讨论是非常热烈的。记得，一位同学在讨论中批评高校录取中的特长生制度，认为这些制度是明显歧视农村的学生，弹琴跳舞是特长，爬树做饭为什么就不是特长？当然，我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一次讨论关于现行人民代表选举制度存在的问题时，我一口气说出了一大堆，正式候选人产生没有确定程序、秘密写票无法保证、委托投票不规范、点票计票程序缺乏选民有效监督、选举权利缺乏救济途径等等，举了一些例子，先生感到惊讶，我答道：我自荐参加过去年的选举，法大选区的选举就是这样的。先生的面上露出了一些尴尬的表情，忧喜同在。还记得，当时先生还没有完全从官员转变到学者的角度来，有一次讨论征地制度改革，我在讨论时回应先生的讲课内容，大胆批评先生过于重视制度设计，幻想既得利益者会推动改革是不现实的，忽视了制度变革的动力所在。先生没有因此生气，而且还对我的批评进行了认真的回应，将其归结为视角问题，认为我较左一点。课堂上，先生还向我们介绍了他主持的开展反就业歧视的研究项目，也介绍了他联系有关机构获得的项目，他甚至鼓励我们法学学生毕业后可以考虑从事NGO的工作，当中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就有一些研究资助项目，还有张乐伦女士创办的中律原也有类似的项目，这一定程度上开阔了我们职业选择的眼界，可以猜想到的还有，先生也在联系项目资助方面给了青年学者以巨大的鼓励，获益的青年学者不少。

2004年下半年，我继续选了先生的选修课，9月初，因为假期我去湖北枝江参加社会实践，发现了草根村官和人大代表吕邦列的艰难境况，就专门求助先生帮忙将有关信息转给有关媒体，呼吁更多的媒体关注这位草根人大代表的命运。后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报道了吕邦列的艰难困境，其后在一次香港大学陈弘毅教授的讲座开始之前，我当面向蔡先生道谢，结果却招来了先生的夸奖，弄得陈弘毅教授在旁边不明白是什么回事。我还记得，有一次上课，先生拿着从美国观察大选获得的资料，津津有味地向我们讲述了美国的选举制度，他认真细致的讲述了选举人制度、政治捐款的“软钱”和“硬钱”、总统选举同时的其他地方公职选举、蝴蝶形选票问题等等，一张民主共和两党得票形势图和一张地方公职选票的样板至今历历在目，先生细致展开巨大的公职选票，详细解析里面的是什么职位，当中许多职位的候选人只有一位，这个警察局长的职位就没有竞争等等。记得，当时讨论民主选举问题的时候，先生向我们讲述了步云乡直选和雅安党代会常任制的推动者张锦明女士对于民主的精辟评论——民主对于学者来说可能是宏大的理想，但对于基层来说就是细节和技术，先生还向我们介绍，张女士刚刚从雅安市委常委升任副书记，张锦明女士这些改革推动者能够在仕途上有所进步是非常宝贵的，这是对改革者的鼓励，从中先生流露出了他的赞叹和羡慕，我也暗暗为先生在仕途上的境遇感概。当时，我已经大四了，初步选定了以信访制度作为自己毕业论文选题，和先生讲述过选题的一些想法，也表达了希望先生能成为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的意愿，先生也初步答应，并且建议我从公民的监督权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后来，由于学校毕业论文指导分配的问题，先生没有成为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2004年11月后，我临近毕业准备找工作，四处去考试，缺了一些课，为此，还被先生批评提醒过一次，先生的温和之下也是不失严厉的。

2005年7月，我毕业离开法大，回到家乡工作，直接接触先生的机会少了，但是，我大学时的好友，毕业后在南方报业当记者，通过我联系上先生，多次邀请先生参加农村发展论坛活动，也成为先生媒体记者培训计划的学生。我也通过媒体，特别是人大与议会网，密切关注先生的研究成果，我也知道先生的研究不断进步，在推动反就业歧视、公共预算公开等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直到2008年3月，先生来广州主讲岭南大讲坛讲座，我才得以再次见到先生，讲座结束后，由于人多，下午先生又要急着赶往深圳，在讲座组织者的催促下，我们没来得及细谈，又匆匆离别。后来我通过电子邮件表达了我的关于开展公民个体经营、自雇谋生权利研究的建议，先生答应会考虑这个题目，并对这一问题保持关注，但至于要争取项目支持，需要有一定时间，因他手上有很多项目没结，暂时没有精力研究。2009年5月，我正式创办了旨在守望公民自雇谋生权利和机会的网站——自雇动力网，先生爽快答应担任顾问，表示支持。其后，我还就有关《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的问题请教先生，先生鼓励我将有关思考写成文章，可惜，由于学生太懒，不像先生那样勤奋，文章至今没有出来，更令我惭愧的是，先生的遗作正是《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先生没有失约，这是对学生的激励和鞭策，学生必将继续努力，在守望公民自雇权利和机会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师长！他就是我们的模范！

先生说过，一个社会的进步反映在法律实践方面，就是从重刑法、到重民商法、最后到重宪法。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迎来一个宪法的时代，宪法得以应用、实施和实现，而不是束之高阁，只是作为宣言书，先生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得以实现！

宪范永存，法思长在！先生，一路走好！

写于2010年11月22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