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日强：追忆往事 怀念老石

2010年初，农发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感召我，让我期待和农发组发生一点师承关系，我终于放下身段，去报考那个没有什么价值、而且对于我来说还可能是一种贬损的农业推广硕士课程，远在广东的我报考了人大农发院，我终于有机会在离开北京将近七年后第一次回归，在空间上回归那个支农调研和乡村建设群体，但是天意弄人，在准备考试中我才得知，愿望基本不可能实现了！

2010年尾，蔡定剑先生走了！蔡先生是法学界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我很幸运的成为他专任教授后的第一批本科学生，他的言说、研究、行动、方法、精神和风范，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我没有机会来北京参加先生的告别仪式，直到这次回来上农业推广硕士的课程，我才有机会联系朋友开始筹划一个纪念先生的乡村教育项目，但是天意弄人，老石遭遇车祸的消息，打乱了我预定的计划！

2011年的春天，老石走了！老石是我尊敬的老师、兄长和朋友，大学生支农调研的路上，我们一起走过，他指导我，帮助我，关心我，照顾我，即使我们之间存在不少分歧，但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面，我们有真正的平等。但是天意弄人，在我相隔七年后又有机会和他近距离交流切磋的时候，他失约了，这一次借宿的请求没有回音，他也不能按照我元旦来复试时的承诺，带我去参观“小毛驴”和“西山雨舍”了，也不能够组织我们老支农队员的聚会了，忙碌了一辈子的他终于休息了！他离开得太突然了，突然得有点像一个他对我们搞的恶作剧，像向我们开一个玩笑，他确实已经走了，他终于可以休息了！

在老石的头七之际，也正是我们相识整整9周年的日子里，我终于可以收拾一下心情，安静下来，追忆往事，写一些纪念的文字，怀念我这位尊敬的老师、兄长和朋友，以寄托我的哀思！

我的老石，原名刘相波，因仰慕湖湘文化求学岳麓山下又取“湘波”之名，后又因执教于大学，指导大学生开展支农调研活动，而常被人称为刘老师，为保持与学生、农民的平等地位，也避免向人解释“什么老师”，而长以“刘老石”之名行走于乡土之间。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兄长和朋友，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关系，亦师亦友，因此有时不知情者或许会以为我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

我不得不相信这一切冥冥之中已经安排好，这一切都是上帝的预备!

9年前的今天，2002年3月31日晚上，我们相遇了，并且相识了，我们相遇在农业大学农研会的那场“我们能为农民做什么”的沙龙上，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有了交集，这一切确实是极其偶然，却又极其必然。在此之前，我这个农民子弟、大一学生已经有了基本的装备，我热心关注农村问题，已经是《南方农村报》将近10年的忠实读者，家里因为相信法律而抵制乱收费进而被停水电而去上访，已经为农民和农村的悲剧而忧虑，后来我就为维护自身权益考虑入读于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是农村与法治研究会的狂热分子，并且接待过不少来京上访寻求法律援助的农民，此时，我也早已是李昌平的粉丝，已经有邓良平一样的共鸣，我也已经阅读了《江村经济》等经典名著，并且正在热心关注村民自治问题，是“中国农村研究网”、“天村”、“中评网”和“世纪中国”的忠实网友。在感情上和知识上，我已经有了基本的准备。那天下午，我就在西三旗霍营乡的民工子弟学校的组织面向家长普法宣传活动，很幸运活动提前结束，我得以作为社团非正常代表（本来已经安排了代表参加）转车马连洼去参加农大的活动。这次沙龙，大部分《中国改革*农村版》的筹备人员到场了，北京各个高校关注农村的社团代表也参加了。在沙龙之外，我们有一个小座谈，杂志社方面向我们学生社团介绍了创办杂志的一些情况，以及和学生社团的一些合作可能，在相互介绍中我们认识了，老石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刘老师”的固定电话和电子邮箱，我们算是认识了。

在农大沙龙的相遇相识之后，就在一周之后的4月5日，我第一次单独进北京城，参加了皂君庙城建家属院的会议，那时《中国改革*农村版》正在创刊阶段，在人还没有到齐的时候，老石专门单独向我介绍了我们农研会可以协助开展的工作：做杂志的通讯员，为专门的栏目写文章，发挥杂志社和农村之间的沟通纽带作用；组织开展我为家乡送杂志、送资料活动；组织农村调研活动；开展普法宣传，将杂志办成一所“刊校”；参与组建法律援助中心，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他还送给了我一本《寻找被遗忘的沉重》的小册子，那是他在天津组织学生下乡调研的报告集，他们到过沂蒙、原平和左权等地调研，并写下了令人感动的文字。而正是在那里，我与于博士擦肩而过，他前脚走，我后脚到，我见到了这位社科院博士后的大作《岳村政治》，粗略翻阅，感受到了比《江村经济》更深刻的学术研究，感叹居然有学者敢于直面农村的现实，老石理所当然的成了我与于之间的介绍人，他给了我于的联系方式，并使得我在几个月后得到于的指点开展村民自治调查和安源煤矿调研。

在那里，我第一次感受到当代知识分子的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心系民众和脚踏实地的精神、理想和勇气，我当时甚至感受到了历史上那些重大会议的影子，我知道了那些破房子里的聚会为什么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我感谢老石，他引领我，他的“寻找被遗忘的沉重”的行动，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让我见识了理想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的出路，让理想真正和农民联系，让责任真正回归大地。

与此同时，因为得知李昌平在杂志社工作，担任农村版的副主编，我就求助老石帮忙邀请昌平到政法大学举办讲座，于是，4月12日三农问题论坛就在昌平法大大礼堂举行，昌平终于来到昌平。在活动筹备中，老石强烈建议我取消安排基层农民上台发言的安排，以避免发生失控，造成不良影响。按照他的教导，我在社团讨论中力排众议坚决取消了这个环节，活动最终得以平安成功举办。此外，一年多以后，当我备受压力自愿也是无奈的回归校园时，和同学一起在校外咖啡厅组织 “安达争鸣双周沙龙”，老石也给了我严重的警告，他又以自己岳麓山下校外沙龙的教训提醒我，沙龙活动不得离开校园。我感谢老石，他教导我，他时刻以自己的经历教训提醒我，使我能够在学生时代保持安全，不走弯路。

在三农问题论坛后，因着我自己的骄傲和别人的嫉妒，我很快就被逼离开了那个我热心服务的社团，然而，正因如此，后来我可以毫无牵挂的投入到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的志愿者工作中。2002年临近暑假前，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正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老石给我发来了“关注农村，塑造自我”大学生回乡支农调研活动的倡议书，此时，我已经离开社团，于是，我拿着这个倡议书找社团的负责人，希望社团能够发动本校学生参与，然而，我居然被拒绝了，于是我狠下心来，自己个人组织，在倡议书的末尾标注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复印十几份贴到各个学生宿舍楼下发动同学报名。最后本校有30多个同学报名参加，作为活动的学校联系人，我不单参加了在交大东门杂志社会议室举办的有北京和天津涉农社团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培训会——参与式农村评估培训，并在那里初生牛犊不怕虎，大胆地对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进行了批评，而引起主讲人刘林教授不快，招来大家的注意。培训会后第二天，我和其他报名参加调研活动的同学一起参加了在北师大举行的“中国大学生暑假回乡支农调研活动培训大会”，在培训会中我们得以聆听温铁军、张晓山、王思斌、于建嵘、何进和何慧丽等老师的讲座，而老石压轴登场，为我们介绍了在农村调研要注意的问题，从安全、厕所、交通、照明、狗、支教、扶贫、论文、信息站、干群关系、唱歌、纪律、分组、女生等等，一直到责任，事无巨细，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讲解，他将他的经验毫无保留的交给我们。而在此之前，我列席参加了五一下乡调研的筹备会，从老石那里，我清楚了解了支农调研的行动方式，培训后回到学校，我也按照建议，在学校发起了旧衣物收集活动，由组队调研的队伍送到有需要的农村。我感谢老石，他教导我，让我们学到了开展支农调研活动的具体行动方法，以确保我们的行动能够得以安全顺利进行。

在北师大的培训会结束的前夕，老石拉上我和他一起完成了一项的工作，就是给参加培训的同学报销交通费，这是我第一次撇开学校角色参与项目工作，可能是我一直的表现被他看好，还有可能是想为我离开社团后提供释放工作热情的渠道，他正式邀请我参加项目的志愿者工作，于是2002年8月30日我正式成为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部的志愿者，成为发展部的光棍司令，成了老石的助手，主要负责大学生涉农社团的联系工作，推广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为各社团联系专家到学校开讲座。在此之后，我和守合等志愿者在他身边工作了一年多，跟随老石，组织2002年大学生假期回乡支农调研表彰大会、组织2002年国庆下乡支农调研活动、组织2003年寒假支农调研项目培训会、组织支农调研活动图片高校巡回展览、编写支农调研手册和调研报告集、编写支农调研大事记、编写支农调研活动高校社团通讯录、接待来访寻求法律援助的农民等等。在此中间，我还拉上我同宿舍好友韩鹏负责外联部的工作，我的高中大学同学梁少芬（后来也成为我妻子）参与法律援助中心和信息部的工作，当其时，我与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密切关系也可见一斑。

2002年的国庆假期，我第一次严格按照老石的教导，带领政法大学和女子学院联队，到许茂连和王素美的家乡安徽砀山开展支农调研活动，在这个因农村税费负担问题引发严重冲突的地方，在这个日后成为《中国农民调查》关注的地方，我们一共待了差不多6天，可敬可爱的砀山乡民成为我今生难忘的老师，他们在面对生活和社会苦难的艰苦挣扎和抗争，深藏在我的脑海之中，铭刻在我的心里。在这次调研中，我们按照老石的教导，不但开展了调研活动，还在当地小学组织了支教交流，还带去了从学校收集来的旧衣服，也通过寻访失学贫困的信息联系学校班级进行结对资助，此外，我们还第一次采用了参与式调查评估方法，发动当地的小孩子抄写收集各种标语，我们再根据收集情况给小孩子奖励一些铅笔、本子之类的小礼物。没有老石的教导，我肯定就没有这些收获。

我很自豪的是，在老石的领导下，我们通过高中同学关系、通过网上论坛等将支农调研活动推广到全国，2003年寒假支农调研项目培训会的举办，标志着活动进入新的阶段，进入新的高峰。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培训的筹备中，我也见证了老石的厉害，因为北师大受到压力而不愿意再提供场地，老石悄无声息的一招，让北师大“赔了夫人又折兵”，在此中间，我深知道老石是身怀绝技，在这个尔虞我诈的时代，如果他愿意，他绝对是一位商业世界的奇才，他的选择让我看到他的高尚和脱俗。作为他高招的代价，那次培训上，北师大某社团负责人对我可是满腔不满。

2003年寒假的培训班在北师大举行，这是项目第一次全国性的培训，在那里，有地下室杂乱中的秩序，有激烈的辩论，有观点的交锋，有南北大战，有“猫腻”，有大家难忘的回忆，也有老石的爱、付出和奉献。我感谢他，他照顾我，在这次培训的日子里，我感冒了，衣服不够，是他把那件黑色的羽绒服让给我，而他说自己不冷，只穿那件黄西装。我感激他，他感染我，他的工作热情和精力让我敬佩，他的勤奋也让我在这期间不得不有着极高的工作热情，他的乐观态度更是潜移默化，除了激烈争论，笑声在我们中间并不稀缺，更重要的还有，因着我这个工作和这个交流机会，我终于可以和不少有志青年成为一生的好友。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他，他教会了我避免引起麻烦的网上行事方式，在中国乡村网论坛备受关注的日子里，通过实名公开个人资料的方式，确保自己对外透明，以负责任态度行事，从而避免有关人士的过度关心和恐惧。

当然北师大培训班那里也有我等人的麻烦和恐惧的记忆，和在支农调研活动中最初的不满。在那次活动的组织中，哈尔滨负责联系的一位女同学，因为到其他高校张贴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的海报，被有关部门约谈，招惹了一些麻烦，但是最终这位女同学还是克服困难带领哈尔滨方面的同学来到北京，但杂志社方面的处理手法，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东北同学的感情，直到今天我依然有所愧疚。与此同时，北京的培训班也受到一些影响，有一些小障碍，来了一点不协调，而在此之前的2002年国庆下乡活动，武汉方面也发生过因个别同学的不当言论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最终导致社团解散的悲剧。在这些事情之后，我也设法和老石争辩过这个处理手法的问题，但是他基本上都避而不谈。同期，负责项目推广的我，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自然也承受了一些压力。

2003年的春天，老石和我成为同学，成为乡建研修班的学员，在草场地上留下了老石午夜扮鬼的恶作剧，我们一起学习探讨，追寻晏阳初的行动，探寻开展新乡村建设行动的可能和方向。之后非典袭来，校园隔离，我们五一的行动计划泡了汤。临近暑假，校园开放，得到温老师的赞成后，老石带领我们志愿者向各个高校团委发送了大学生回乡支农调研活动的邀请函，而在那个特殊时期，各高校不好组织暑假活动，这个活动邀请正好满足了高校当局的需要，从此，支农调研活动的参与，从各重点大学推广到其他普通大学。2003年暑假中，乡建研修班的第二次交流之前，我遇到了麻烦，原来所在社团被有关部门检查，我也被学校约谈，老师向我提出了郑重的善意提醒，而且更为跷蹊的是，约谈的时间正好就在研修班开始的当天下午，我成了那次研修班迟到的学员。在这个暑假的前后，全国各地的学生社团都遭遇了或多或少的调查，作为应对，活动参与社团代表发起的公开信行动，这引起了我一定程度上的反感，我自己也出于不能荒废专业学习的考虑，再叠加上之前的情绪，学校的压力，还有对某些参与者缺乏独立性的一些作为看不惯，也不希望自己过于依赖这个项目，最后，经过和老石交流后，我不再在项目部参与志愿者工作，我回归校园，我开始用自己认真对待权利的行动，从身边做起，在校园里实现自己的权利，以自己的青春无畏见证了那个令人激动的公民权利年。我感谢老石，因为即使我坚定离开，他还是谅解我，并且在我离开后遭遇困难求助时，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2003年10月，我以项目参加者的身份参加了福特基金会对项目的评估会，在评估会上，我反感于某些学生关于活动给农民农村带来多少好处的说法，其实，除了实际效果值得商榷外，我反感的是，学生怎么能够代替农民说获得这个那个收益？我发言，纠正说，大学生支农调研就是一个教育项目，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教育学生。何进先生回应，项目在教育学生之外，还能够给农民带来好处不是更好吗？老石多次以这次对话来取笑我，质疑我的观点。然而，何先生显然没有听懂我的话。此后，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很快就在“关注农村、塑造自我”之后生长出一条“建设新乡村”的尾巴。评估会之后，我基本上没有再承担任何项目部的工作。2003年的底，即使是有印度克拉拉邦考察的机会，我还是选择回归校园，归位为活动的普通参加者。后来，对于学生参与的新乡村建设行动，对于某些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符号，我依然保留有一些不同的意见。2004年7月，耳闻吕邦列的困境，我向老石建议要帮助吕度过难关，于是，老石又一次用上激将法，说你这么厉害就自己尝试帮忙解决，于是我就提出由项目资助我去枝江调研，他答应了，项目承担了我去枝江调研的费用。 9月份，我去交大小区报账的时候，张国荣已经在帮忙了，也正在艰难困惑中，而我枝江的调研经验确切的告诉我，空有热情的行动难以持续。这次枝江调研又正好改变了我的一生，单是这一点，我非常感激老石，没有他的激将法，没有他的项目资助，就不可能有我这一次改变。

再后来，在我毕业前，和老石的见面就只有不多的几次了，一次，学校社团庆典，他来做经验交流，我接待他；第二天，他带我来我去于博士的东书房，让我有机会成为东书房的客人；再一次，是毕业前我研究生考试的借宿紫竹院，他帮我联系温老师签推荐信；最后一次就是毕业前我和女友一起去蓝天学校和拜访他作道别，我们在那里借宿一晚，也就认识了一位从事疾病预防宣传项目的香港朋友，自此，我们有了一位香港好友。和老石在一起日子，和老石打交道的日子，我获得了许多许多，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

感激确实是无穷无尽，我还要感激他，他帮助我，在我创办自雇动力网的时候，是他答应提供支持，让中心成为网站的合作伙伴，在今年元旦我来复试求助借宿的时候，是他一句“来就可以”的回应，废话少说地提供上铺给我。

老石的真诚和真实成为我的榜样，深深影响了我，润物无声，持久深入，我感激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他不单从正面影响我，他还成为我自己的镜子，他整天忙忙碌碌，收拾混乱，十分急躁，容易发怒骂人，与小邱的平和淡定、整理有序形成巨大反差，老石让我见识了没有信仰的心无法平安，当然，女儿出生后，他有所改变，在他女儿出生后的几次接触中，我明显感觉，他比以前平和多了，更加包容，爱让他改变。

在我参加工作后，我很自然的成长为“执守温和理想的日常行动者”，我们之间依然保持联系，他来广州，我们都会专门约上聚聚。2006年通过司法考试后，我就马上联系他打听回北京读书的机会。直到今年元旦，我正式参加在职研究生的复试，我终于有机会回到北京，和他再续关于农村的情缘。在此次北京的行程中，我也看见了我在他身上的负担，乡建群体存在比较普遍的婚姻家庭问题，我希望能够在下一次上课期间将爱和责任的信息带给他们，并且和他以及其他乡建同仁分享我在家庭婚姻的经验和观点。然而，当我第二次回北京前，借宿的请求没有了回音，前往机场乘机的路上，从姚遥处得知老石遭遇车祸昏迷的消息，再联系小白得到确认，他车祸昏迷的消息把我震动了，但最初我只是为他的后遗症忧虑，没有为他的生命忧虑，我愿意相信乐观的老石会醒来。在那两天无奈的日子里，我一直祷告，也一直相信，整天忙忙碌碌、嘻嘻哈哈的老石要醒来，并且对前去探望的我们做鬼脸搞怪说，“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结果，他还是走了，终于可以休息了！当看到，老石的博士生同学回忆车祸发生当天回天津前的事情，我深刻知道，老石已经改变了，为了看望生病的父亲，他放弃了去香港参加乡建交流会的机会，他的爱不再忽视他身边的家人，但是，天意弄人，回归的路上遭遇不测，一切已经太晚、已经无法挽回。

在北京的几天课程学习中，我一直用对农村问题的思考来麻醉自己，积极去思考去交流，而不去想老石！

去到中心在西山雨舍，我也一直用自己对支农调研和乡村建设的反思、批判，以及和大家的尽情交流来麻醉自己，而不去想老石！

直到我又要离开北京，在地铁上，在飞机航程中，我一直看周立老师送给我的《极化的发展》，一直用对农村问题的思考、评论和想象来麻醉自己，而不去想老石！

当飞机中途，书看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想起了老石的妻子、女儿和父母，特别是想到他的女儿没有了父亲怎么办，我不能再抑制自己，在飞机上尽情的哭了起来，哭了一个痛快。

这几天，我明显感觉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预备！但愿上帝借着老石的离去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不但预备了我们的聚会、预备了我们对项目开展的反思，更增长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更有智慧的生活，更有智慧的开展我们的工作，更有智慧的创造我们的事业，也让我们更加彼此珍惜，彼此相爱，也让爱到达、浇灌和安慰嫂子和他们年幼的女儿！愿爱永不止息！

老石，一路走好！希望的种子终究会成长，必将成为你最好的纪念。

陈日强             

完稿于2011年4月1日1点37分

修改于2011年4月1日11点3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