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返乡农民创业更多是为谋生而非谋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的国情考察课题组在实际调研过程中，不仅关注返乡打工妹的生活状况，而且把目光投向了整个农民工群体。当前，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问题，应慎重对待。
                     
                  “首要是明确界定创业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姚宇认为。根据2007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对100个劳务输出县的调研，返乡农民创业有三种类型，一是就业谋生型，即自我雇用的小业主；二是发展成长型，带有谋利性；第三才是能够达到沿海先进企业水平的现代企业。调研显示，42.1%的农民创业属于就业谋生型，主要是解决个人和家庭就业问题。
                      “但谋生型的经济活动能算创业吗？”姚宇反问，
                  “在经济学中，生存型经济与谋利型经济是根本不同的。生存型经济是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一种经济活动形式，与谋利型的经济活动具有显著区别，两者具有不同的经济特征，需要不同政策环境给予支持。”
                     
                  由于金融危机对沿海外向型经济的沉重打击，约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国研中心的有关文献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占总人数的13.8%，即276万人；其中属于就业谋生型的农民创业又占返乡创业总数的42.1%。但从社科院国情考察课题组的调研情形来看，“这一比例过于保守了，就业谋生型的返乡创业可能超过90%，事实上，真正返乡办企业的农民工凤毛麟角。”姚宇说。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身份可以分为企业家、来料加工承包人、自我雇用小业主等类型。企业家和来料加工承包人是极少数，绝大部分的返乡创业都属于自我雇用的小业主类型。姚宇说：
                  “自我雇用小业主在家乡开办小浴室、小照相馆、复印社、小饭馆、小卖部、小服装商店等，属于小成本、小规模的服务业。这是典型的非正规经济活动。在我的理解中，只有超越了简单的谋生型经济活动，才叫创业。”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姚宇认为当前创业的概念模糊，对于国家制定适合农民工的帮扶政策极为不利。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就在近30年兴起的创业革命。1990年以来，美国每年都有100多万个新公司成立，创业者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商业价值，当今美国财富中超过95%是在1980年后创造出来的。
                  “中国绝大部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仅仅是谋生型的简单经济活动，他们属于自我雇用的小业主，连他们自己都不承认在创业，按通俗的话说，其实只是养家糊口而已，这与追逐利润的现代企业有本质差别。”姚宇说。
                     
                  不同的经济活动方式应当有不同的政策。姚宇认为，由于“返乡创业”概念的界定很模糊，那些从事生存性经济活动的返乡农民工往往认为自己也属于返乡创业之列，也应享受政策优惠，但现实中并没得到，由此可能生出的怨气值得社会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组发现，由于把数量庞大的就业谋生型返乡农民工划入到创业人群，各地出台的优惠政策打出的旗号颇大，但享受政策的只是极少数人。属于就业谋生型的农民工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却无法享受到政策优惠。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全国各地正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内需，农村地区与小城镇的内需潜力很大。但在中部三个劳务输出省——河南、安徽、江西的调研过程中，姚宇发现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内需十分有限，一方面是由于输出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了该地区的市场容量，另一个原因是农民工候鸟式的城乡迁徙导致大量的人口并不在户籍所在地消费。
                     
                  每年春节前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在城乡之间往返，成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现象。一个现实的情形是，本次金融危机下超过90%的返乡创业农民工都属于自主谋生型，不过是开小饭馆、小杂货铺等等。既然这些劳务输出省的农民工有11个月在沿海打工，而且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在经济形势好转后仍会外出务工，那么，致力于启动当地内需的返乡创业意义又何在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课题组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建国6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是滞后的、欠账的。中西部的农民工只是到城市去打工，但城市却并不接纳他们。无论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还是社区管理方面，城市建设的思路都没有考虑农民的需求。农民工候鸟式地在城乡之间迁徙，并没有实现人口的城市化，这只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我们应该统筹城乡就业，鼓励农民工留在城市，为农民工提供配套的生活设施和平等的就业权利。”姚宇说。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姚宇认为返乡农民工开办企业应该符合产业集聚规律和资源优化配置原则。
                  “任何一项产业为了降低成本，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必然会在一定地域形成一定的产业集群，尤其是针织、服装、制鞋等行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在沿海地区已经相当成熟。如果中部地区现在仅仅是出于鼓励返乡创业的需要，扶植一些企业来本地进行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投资，这样的做法值得商榷。”姚宇分析说。
                     
                  更重要的是，返乡创业的企业污染环境现象需要关注。根据调查组考察，不少返乡创业群体移植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带回了一些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产业，不利于当地的环境保护。“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东南沿海产业淘汰的推力和中部地区扩大县域经济体的拉力。中部地区如何帮助返乡人员确定创业项目，避免重复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需要在政策制定中考虑长远发展战略。”姚宇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