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丙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

                  徐丙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
                  徐丙奎

                  　　摘要：人际传播是进城农民工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
                  进城农民工移植、复制的初级社会关系网内的人际传播以非工具性为主, 是农民工在生存阶段初步适应城市社会的基础; 再构的次级社会关系网内的人际传播则以工具性为主, 对于农民工在发展阶段高层次适应城市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网络的断裂, 标志着进城农民工人际传播处于真空状态, 是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巨大威胁。
                  　　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网络; 人际传播

                  　　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进城运动方兴未艾，从而形成规模庞大的“民工潮”、“移民潮”。进城民工的“链式”迁移方式，不仅再构了其社会关系网络，而且改变了人际传播的方式与内容，重构城市的社会生活空间和秩序。
                  　　一、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进城前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发生巨大的变化。进城前，农民生活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主要表现为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关系社会网络，以强关系、初级关系、同质性为特点;进城后，农民工在移植、复制乡土社会网络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网络的范围，再构了社会关系网络，向以弱关系、次级关系、异质性为特点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转化。
                  　　进入城市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一般以下面三种方式呈现：
                  　　1. 移植、复制原有的乡土社会网络
                  　　农民进入城市后，移植、复制原有的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网络，可能与中国进城民工的链式迁移有关。顾朝林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大中城市流动人口的职业与原籍地间具有紧密的关系”，“据北京市实地调查，发现：(1)来自江苏、山东和河北的多数男性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建筑业的木工、瓦工和水暖工;而来自河南的多数男性流动人口则从事收旧货、翻砂工和清洁工等;来自山东的男性流动人口热衷于贩运蔬菜等。(2)多数来自江苏的女性流动人口喜欢做些小买卖或者纺织工、装配工等;而安徽藉的女性流动人口则进入城市家庭担当管家、保姆、家庭清洁和其它服务;一些来自四川和东北的女性流动人口则主要工作在餐饮娱乐业，如餐馆、旅馆、歌舞厅和其它服务业。(3)来自富裕省区的流动人口则创建他们自己的小公司，而来自相对贫困省区的流动人口则开办地方风味的小餐馆或摆地摊经营地方特色的小买卖。例如，浙江籍流动人口的职业以服装、制鞋、修理钟表、配钥匙、刻图章及其它修理服务为主，而来自福建和广东的移民则开办建材贸易公司，如福建人经营木材生意，广东人经营铝合金、建材等。一些来自新疆和宁夏的流动人口总是开办穆斯林餐馆，而来自西藏和青海的流动人口则摆地摊出售藏药。”[1]由此就形成了北京的“浙江村”、“安徽村”、“新疆村”、“河南村”等“都市里的村庄”现象。
                  　　当农民工作为个人或群体进入城市社区和社会结构的初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为什么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中首选亲戚、同乡、同学、朋友等初级社会关系?李汉林认为，“农民工交往中的强关系选择同质群体以及初级社会关系，实际上他们选择的是信任，他们把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互动用初级的社会规范来维系，构造在相互间的‘交情’和个人道德基础之上，用乡土社会中的规矩和原则组织和思考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交往和互动。很明显，信任是他们交往和互动的基础，是他们构造自己的关系网络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的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2)
                  P107]
                  　　边燕杰的“强关系假设”，解释了在农民进入城市的初期主要依赖强关系社会网络的原因。他认为，“社会关系是人情网，人情关系的强弱与获得照顾是正相关的：人情关系越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越大;人情越弱或者根本没有人情关系，除了偶然的例外，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非常小或者根本得不到照顾，信息的获得只是人情关系的副产品，借助强关系来获取资源是最节省成本、最牢靠的办法。”[3]李培林1996
                  年在济南市做的一项调研结果也与这一观点大致吻合。他在调研中发现，“进入济南市的流动民工，其迁入所依赖的信息，32.8%的人来源于在本市打工的同乡或朋友，30.8%的人来源于在本市居住的亲戚或朋友，12.5%的人来源于本村居住的亲属或朋友，信息来源于招工队的占9.7%。”[4]由原有的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所移植、复制的乡土社会网络，虽然具有“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的特点”，[5]但对农民工在进城初期寻找工作、寻求情感支持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如果进城农民工止步于这样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而不再向外拓展新的社会网络，则会导致进城农民工的自我封闭，阻碍与城市其他人群的交往与融合，甚而形成城市中的文化孤岛，不利于农民工的自我发展。
                  　　2. 扩充、再构新的社会网络
                  　　进城农民工在移植、复制了以强关系为特征的初级社会网络后，找到了一份工作，得到了一定的情感支持，但也只是初步适应了城市生活。农民工要想实现新的突破，不断发展自我，必须跳出原有的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不断扩充、再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加网络关系的异质成分，更多地依靠弱关系，方能在更深的层次上适应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认为，“从社会信息丰富性和可得性的角度来说，人们通过强关系所得到的信息往往会有很高的重复性，其蕴含的信息也没有多少不同。相反，弱关系所承载的信息就有很高的异质性，信息的价值也很大，可以充当信息的桥梁。因此，弱关系对社会流动，特别是职业获得和资源获得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6]李树茁等在深圳的一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和收入调查中也验证了这一假设，他在研究结果中发现，“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农民工处于非工人阶层(更高阶层)的几率越高;关系构成中，弱关系越多，农民工越容易处于非工人阶层。”[7]
                  　　进城农民工再构社会关系网络，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扩充、再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首先以初级关系为基础，然后再建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以亲缘、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初级社会关系，常常是农民工在城市的安身立命的基础，特别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尚未完全放开的背景下，农民工遇到困难时首先寻求的是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网络。
                  　　第二，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规模大、紧密度低、趋同性弱、异质性高的特点。再构的社会网络一般以业缘、趣缘、友缘等弱关系为主，所建立网络成员不再以同乡、亲戚为主，而是扩展到同乡之外的人群，尤其是和迁入地当地居民建立关系，对于进城农民工融入当地城市社会无疑具有重大的作用。
                  　　第三，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不断变动的，有的弱关系随着关系的深入会向强关系转化，有的弱关系会逐渐中断，但新的弱关系又会逐步建立。
                  　　第四，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的趋向。城市的社会关系多是制度化的、契约化的、非人格化的，农民工在新建构的社会网络中，其中有许多已演变成为制度化了的社会关系，例如与合作伙伴签定商业合同，加入当地行业工会组织，参与当地社区组织活动等等。
                  　　进城农民工再构社会网的能力是有强弱之分的，影响农民工新社会网络建构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 职业成为决定农民工社会网络边界的主要变量。
                  　　李培林把农民工分为三个阶层：“一是占有一定资本并雇佣他人的业主;二是占有少量资本并自我雇佣的个体劳动者;三是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打工者。”[4]雇佣及自我雇佣的农民工一般在城市从事餐饮业、装潢、集市贩卖、裁缝、修理服务等行业的小老板，由于其较为广泛的业缘关系，其扩充、再构社会关系网能力较强一些，而完全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农民工多集中在建筑业、生产工厂等领域，其业务往来单一，接触的人员较少，因而其再构社会网的能力也较低。
                  　　(2)
                  居住方式对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再构有一定影响。陶建杰在上海调查时发现农民工的居住方式大致有四种：“‘自己租房’者占34.4%;‘用人单位提供住所’者占54.3%;‘住亲友家’占1.9%;‘其他’占10.3%。‘其他’主要指那些没有固定住所或住各种无人管理的公共建筑物内的人。”[8]一般而言，“自己租房”和“住亲友家”的农民工由于住所散居在城市的社区内，和当地社区组织与当地居民接触的机会相对多一些，因而所再构社会网的规模要大一些;而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中和住各种无人管理的公共建筑物内的农民工，就很难有与当地市民接触的机会，再构社会网的范围和规模相应就小一些。
                  　　3.
                  社会网络的断裂有些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既没有移植、复制原有的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关系社会网络，更没有再构以业缘、趣缘、友缘等弱关系为主的新的城市社会关系网，也就是说，既与原来的老乡、亲戚、朋友等失去了联系，又没有新的同事、朋友圈子，成为城市社会中的无业者、漂泊者，此为进城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断裂现象。
                  　　处于断裂社会网中的进城农民工，由于失去了一定的社会支持网，容易造成心灵的孤寂、不安与烦躁，以致成为社会的越轨者。早期芝加哥学派就认为，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迁移，以及城市生活的种种特点(如匿名性、高流动性、次级关系的主导性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等)，使得城市中出现了严重的社会解组现象，表现为社会纽带崩解，社区消失，而个体则在很大程度上感到异化和孤立。关于这一点，从各种统计数据中所反映的流动民工居高不下的城市犯罪率就能一窥端倪。
                  　　二、进城农民工的人际传播
                  　　传播是人类分享生命信息、意义与和谐的伟大文明活动与精神活动。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认为，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机制，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这种影响是由传播形成的，所以传播的历史是所有历史的基础。
                  　　传播可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传播方式，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包括面对面的直接传播和借助于媒介的间接传播。直接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类语言、体态语言的传递进行的信息交流;间接传播指在现代社会里的各种传播媒介出现后，人际传播不再受到距离的限制，可以通过这些传播媒介(如电话、书信、电子邮件、手机、网聊、BBS论坛等)进行的远距离交流。[9]
                  　　人际传播是农民工进城后最主要传播的方式。与市民相比，进城农民工无论是传播的效率还是传播的质量都要高很多。受生活节奏的影响，市民群体中人际传播的范围已经非常狭窄，传播变得非常随意，可有可无，而且人际传播的信息量和大众传播相比，真是微不足道。但是农民工由于特殊的经济社会地位，决定了目前人际传播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尤其是关于老家的信息，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是通过人际传播获得的。市民群体中，媒介建构的“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大众传媒是最重要的渠道。但是农民工对外界的了解途径中，除了大众传媒外，人际传播的作用更大。在回答“在农村怎样知道城市的情况”时，有46.1%的人选择“听别人说的”，30.3%的人依赖亲身体验“以前来过城市”，而从“电视、报纸上获得”仅占21.6%。[8]
                  　　进城农民工的人际传播形式与内容如下：
                  　　1. 传播形式：语言与非语言符号传播
                  　　人类的传播的本质就是创造并运用符号表达意义的行为，就是意向的流动。[10](P3)语言符号包括语言和文字，包括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非语言符号包括衣着打扮、面部表情、身体姿势等。其中，语言是最核心的部分。正是各种各样的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系统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层。“人际传播的双方必须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含义一是指对传播中所使用的工具如语言、文字等符号的意义有着大致相同的理解;二是指交流的双方有着相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11](P101)“亲不亲，故乡人”，熟悉的乡音，共通的俚语，说话的节奏，甚至相似的打扮等等，这些符号都成为农民工进城后首先与老乡展开交往的中介和基础，是农民工人际传播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此时的老乡概念已经不限于同一村庄，可能扩大到同一个乡镇、同一个县市了。
                  　　2. 传播内容：工具性与非工具性传播
                  　　工具性传播是指带有功利目的的信息交换行为，实现的是物质性的利益;非工具性传播是指不带有功利目的的信息交换行为，实现的是精神性的利益。进城农民工在同乡、亲戚间的人际传播多属于非工具性人际传播，如进行相互间的情感交流，能够帮助农民工摆脱个人独处所产生的孤独感，寻求心理压抑的释放渠道，即使农民工从同乡那里获得就业方面的信息等实质性的帮助，大多也属于非工具性的人际传播，因为大多数提供帮助者并不寻求相应的物质性的利益。但是有些进城农民工与其他人群的人际传播已带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例如“有自己店面的农民工小老板每赚一毛钱至少有5
                  分钱要用来打理‘关系’，这是最基本的‘规矩’。工商税务、卫生环保⋯⋯个体户老板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处理与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12]
                  　　一般来说，从事餐饮业、装潢、集市贩卖、裁缝、修理服务等行业的属于雇佣及自我雇佣性质的农民工小老板，在与城市社会其他人群的互动中，有许多已属于工具性的人际传播;而仅靠出劳动力的属于“雇工”性质的农民工与其他人群的互动，则多属于满足情感交流的非工具性人际传播。
                  　　三、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的关系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际传播是农民工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前提，而社会网络又对农民工人际传播范围的扩大以及深入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1.
                  人际传播是农民工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前提人际传播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前提，人们由此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其实质是自我向他人的开放过程。通过熟悉的乡音，共通的俚语，说话的节奏，甚至相似的打扮，等等这些语言与非语言符号中介，农民工认识到自我与对方，即“我”与“对方”是来自同一地方的老乡，同属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阶层，“对方”是值得信赖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这种面对面的、频繁的符号互动中，双方还有着十分强烈的心理卷入或行为卷入，从而使双方在情绪、态度和行为等方面发生强烈的变化，在这种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人际传播中，农民工的初级人际关系得以建立，从而移植、复制了原有的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社会网络。
                  　　2. 复制的初级社会关系网内的人际传播以非工具性为主，再构的次级社会关系网内的人际传播则以工具性为主
                  　　在农民工进城初期移植、复制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内，其间所进行的人际信息传播多是非功利性，如无偿提供就业信息、提供精神安慰与支持，属于非工具性的人际传播;在农民工扩充、再构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内，其间所进行的人际信息传播多是功利性的，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传播双方都把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作为行动的取向，并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属于工具性的人际传播。
                  　　3. 社会网络对人际传播的正负影响
                  　　人际传播是农民工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前提，但反过来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又对人际传播产生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复制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进城农民工的人际传播起着强化作用，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关系社会网络越紧密，则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的效率、频率越高，对于初进城市的农民工寻求工作及情感支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同时也有负面作用，如果进城农民工仅仅局限于、甚至满足于这样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则不利于农民工的自我发展，因为初级社会关系网络提供的人际传播信息往往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对于农民工获得更高层次的职业和更有价值的信息并不是十分有利，并且长期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往往形成自我封闭的亚文化群体，与城市主流文化处于隔离状态，不利于融入当地城市社会。
                  　　(2)再构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进城农民工的人际传播起着重要的积极影响。再构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由于网络规模大，成员异质性强，因而人际传播中所提供的信息更加多元化，往往更富有价值，非常有利于农民工的自我发展，有利于农民工形成开放性、制度性等现代性意识，从而也更加有利于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现代社会。
                  　　(3)社会网络的断裂造成农民工人际传播的真空。正如人类离不开空气一样，人类同样也离不开传播。传播尤其是人际传播对于人的社会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处在断裂人际社会网的农民工，是最有可能失去工作的一群人，是最有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一群人，也是最有可能自暴自弃的一群人，同样也最可能是铤而走险的一份子，从而陷入失范、越轨、犯罪状态，成为游荡在夜色掩盖下城市街头巷尾的幽灵，使得城市陷入极度混乱状态。
                  　　四、关于农民工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的文化思考
                  　　进城农民工人际传播以及建构的社会网络有着相当丰富的文化意义，下面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1. 符号与文化
                  　　“符号就是文化。人们的符号化过程，也就是人们就如何理解世界形成共识的过程，也就是文化的过程。”[10](P78)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它们本质上都是文化的。借助这些符号，农民工之间的人际传播得以进行，农民工得以形成自我意识甚至阶层意识，从而建构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形成都市中的亚文化群体。“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他的传播方式，也可以说，一个人的传播方式，也就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10](P1)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他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反映了他所代表的文化。
                  　　世界本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人为地、甚至强制性地去改变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以甚或文化方式，则是一种比较愚蠢的做法。但不去人为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上海解放前形成的对苏北农民移民的歧视，现在已大大淡化，经过一百年来文化积淀形成的上海海派文化，已是多元文化的复合物，分不清楚哪里是浙北，哪里是苏南的，哪里是安徽或福建的。因为经过时间的流逝，多种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经由频繁的人际传播，已经得到充分的融合，关于这一点从人际传播中最重要的日常语言即上海话(已是多种方言的融合体)可以明显得到验证。
                  　　2. 生存与发展
                  　　在农民工进城初期复制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是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基础，虽然网络内所进行的人际传播信息多是重复性的、同质性的，并且多属于情感型的、非工具性的，但却是农民工低层次上适应城市生活、在陌生的都市中生存所必需的;但在农民工的发展阶段，必须扩大、再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数量多的、异质的、价值高的信息，扩大人际传播的价值，从而在更高层次上适应都市生活。“人际传播的价值大小，往往还取决于生命空间的扩张程度。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只是家族相聚，还不能算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所以只有社会上互相往来，人与人互相接触，才能扩大这种交往。”[10](P289)因此，农民工要想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还需要不断扩充、再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当然，这需要农民工掌握一定的必备人际传播工具，如学会普通话、当地语言，了解迁入地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制度规则，甚至行为举止、衣着打扮，尽量接近当地社会，这样，进城农民工再构次级社会关系网就变得相对容易一些。试想，一个操着浓重乡音、衣着不整、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乱闯马路、公共场所高声喧哗的进城农民工，是很难与都市市民之间进行人际传播以至建立关系网络的。
                  　　3. 融入与和谐
                  　　“人际传播的一般目的在于实现个人与他人的沟通，建立和谐的关系，并且在这种沟通的基础之上实行控制引导或被控制被引导，或者通过沟通来满足特定的感情和信息的交流。”[10](P289)随着中国都市化、城市化的发展，进城农民工不管是他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最终是要留在城市中，他们与城市市民的融入程度以及和谐程度，则是中国城市化成败的重要标志之一。处于再构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农民工，利用与网络内异质成员建立的传播链，是率先实现与城市市民进行人际沟通的一批人群，是融入当地社会、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先行者，农民工则由城市社会管理的局外人变为热心社区公共事务的局内人。当然，农民工则完成由农民工向市民的完全转变尚需制度上的不断革新，但在非制度层面上，再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农民工，通过频繁的人际传播与信息交流，逐渐完成了心理上、文化上的适应与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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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当代人际传播的演变和特征”，项目编号为：05JJD860173。
                  　　作者简介：徐丙奎(1970-)，男，安徽阜阳人，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政策、社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