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生失业原因透析与市场化就业取向

　　[论文摘要]大学毕业生失业的主要障碍，是在不同层次的劳动市场结构中存在着由低端劳动力市场向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单向流动障碍，而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又促使大学毕业生放弃择优就业机会而选择暂时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这一问题的经济学途径是实现就业市场化。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提供信息、改善环境和制度建设，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一个有助于其进行理性判断的外部社会经济条件推动和促进其理性决策程度的提高，实现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统一。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失业 个体性因素社会性因素 就业市场化 政府作用

　　一、大学生失业概况
　　经过连续多年的持续扩招，中国全日制大学本科生的招生人数已经从1998年的108万人发展到2006年的506万人．短短的8年时间内，招生人数增长了3．7倍。与此同时，毕业生数量也呈现出同步扩张的趋势。1998年，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人数为83万人，1999年为85万人，2000年为95万人，2001年为104万人，2002年为134万人．2003年为188万人，2004年为280万人，2005年为338万人，2006年为413万人。8年期间，毕业生总数增长了约4倍。“十五”期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总计为1090万人。“十一五”期问，全国将有2700多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与“十五”期间相比增长约1600万人，增幅近150，每年净增70～100万大学毕业生。这一数据表明：高等院校招生人数与毕业人数的持续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将在整个“十一五”期间得以保持并持续扩张。据统计，2000年，各类高校毕业生中的失业人数为30万人，2001年为34．5万人，2002年为37万人．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超过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2006年接近100万人。历年的大学生失业人数占当年毕业生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2000年为31．6，2001年为33．2％，2002年为27．6％，2003年为27．7％，2004年为24．6％，2005年为23．4，2006年为24．2。从长期发展趋势上看，虽然失业率处于动态下降状态，但总的就业形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依旧十分严峻。几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共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

　　二、大学生失业及其经济学原因解析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失业是指如果劳动者已经达到或超过某一特定年龄，并且在某一特定时期里，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即没有受雇或自我雇佣；根据某些条件，在特定时间里可以获得受雇或自我雇佣的机会；在最近某一特定时间里通过登记、申请等特定方式正在寻求受雇或自我雇佣时的经济社会现象。大学生失业是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毕业以后的6个月内没有找到工作岗位，而且没有继续接受教育或培训，且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的经济社会现象。大学生失业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显性失业，二是隐性失业。显性失业是指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但无工作机会和岗位的经济社会现象；隐性失业也称作就业不足，它反映的是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非自愿地从事非全日制的临时性工作，或所从事的工作不允许他们充分利用其能力或技能的经济社会现象。
　　造成大学生失业的原因主要有两类，一是个体性因素，二是社会性因素。个体性因素主要是指存在于大学生个人身上或其群体当中的包括诸如职业素养、知识水平、专业技能及人际组织能力等在内的综合素质状况以及就业取向、岗位选择、价值理念、职业偏好和收入预期等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各种因素。而社会性因素主要是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相关结构、既存制度与体制等在宏观环境层面上影响大学生就业，并且大学生作为个体又无力控制的各种因素。
　　由于对当前大学生失业的基本原因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在研究大学生失业问题时，一般采用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种是强调个人原因，包括职业素质不足造成的失业现象．笔者称其为“素质约束论”；另一种是强调社会原因。尤其是制度与体制上存在的缺陷造成的失业现象，笔者称其为“制度约束论”。“素质约束论”的基本逻辑，是大学生自身素质的不足以及与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之间存在的偏差，是造成大学生失业问题日益严峻的基本原因。与之相反．“制度约束论”的基本逻辑则认为．造成大学生失业问题严峻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现存的有关制度规定与体制的不合理。笔者认为，“素质约束论”和“制度约束论”各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素质约束论”着眼于各个微观的市场主体。尤其是各个办学单位和大学毕业生个人，如何通过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提高本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率，如何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培养自身的职业素质。以此获得理想的就业岗位。而“制度约束论”则着眼于宏观的社会经济有机体，即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制度创新与体制改革。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由此可知，“素质约束论”和“制度约束论”的假定条件完全不同。前者是在假定全社会的就业岗位既定的条件下，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大学毕业生以及各个办学主体如何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更好的就业岗位以及更多的市场份额或市场“蛋糕”。一般情况下，提高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素质。不会直接带动就业岗位总量的增加，即不会在总体上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只会在不同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之间实现就业岗位的转移；后者则假定全社会的就业岗位总量会随着制度与体制的变化而变化。制度的创新、体制的改革、结构的调整以及新政策的制定等。都会直接带来就业岗位总量的增加。只要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数量大于每年新增的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会得到缓解反之，问题就会趋于恶化。因此。对大学毕业生个人以及各个办学主体而言．“素质约束论”在如何增强个体的就业竞争优势与竞争能力方面具有更加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对政府和社会而言，“制度约束论”则在如何扩大就业市场规模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前，研究大学生失业问题主要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将大学生毕业的失业原因主要归咎于大学生的职业素质不高，认为只要能够提高大学生的职业素质以及综合素质，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二是将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主要归咎于社会经济环境和发展状况，认为只要社会经济环境改善了、发展水平提高了，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我们认为．大学生失业既不完全源于就业岗位的不足．也不像有的研究者所理解的那样，是因为他们好高骛远。对工作条件及工资水平的要求不切实际。而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许多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地点、工资水平、就业岗位等方面的看似期望值过高的要求，其实都是在既有条件约束下作出的理性选择．而不是由于就业观念的不切实际。在这里．“既有条件”主要是指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分割状况。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分割，既包括垂直性的不同层次的分割．也包括水平性的不同地域(宽泛地说，还可以包括不同单位乃至不同岗位)的分割，前者指劳动力市场分为高级劳动力市场和普通劳动力市场。后者则指劳动力市场分为发达地区、大都市、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不发达地区、小城镇、乡村劳动力市场。其中，高级劳动力市场、发达地区或大都市以及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可称之为高端劳动力市场．而普通劳动力市场、不发达地区或小城镇以及乡村劳动力市场又可称之为低端劳动力市场。
　　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劳动力在不同市场结构中的流动存在单向阻滞现象，也就是说．存在着由低端劳动力市场向高端劳动力市场的流动障碍问题。首先，就垂直性结构的劳动力市场而言，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不同层次间劳动力流动的单向阻滞限制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具体地说．由普通劳动力市场向高级劳动力市场流动渠道的阻滞制约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

　　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点是收入高、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工作成就感较强及有较好的职业前景。高级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一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较轻易地在普通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接受普通劳动力市场的低工资和较差的工作条件。他们就会选择自愿失业。而普通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点是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社会地位低、工作成就感较低、职业前景较为渺茫．几乎不存在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劳动力流动障碍，主要是由高级劳动力市场对就业者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较高造成的。由于普通劳动力市场与高级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的这种单向阻滞现象．再加上高级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有限性。因此。最终必然会极大地限制和制约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使其不敢也不愿意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保证劳动力质量的角度看．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其次．就水平性结构的劳动力市场而言。不同地域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单项阻滞也限制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与上文所述不同的是，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流动阻滞现象，往往不是由于、至少主要不是由于可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保证劳动力质量的原因，而是由人为制定的各种不合理的、不合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以保护既得利益群体为宗旨的、过时的制度性规定造成的。主要包括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城市内部的身份等级制度、侧重于城市的公共福利制度、企业和部门内部封闭的保障制度及传统的就业管理制度等。大学毕业生之所以不愿意在水平性结构中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其原因就在于：一旦在这些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囿于制度性限制．今后进入高端劳动力市场就将支付极高的工作转换成本。如工作接受成本(包括需要支付的城市扩容费、为符合高端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获得更高级职称与学历等而支付的费用、为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就业而支付的更高的生活费用如购房费用等)、工作离开成本(包括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支付给原单位的有关损失费用等)以及不同市场之间的迁移成本(包括由于离开已经熟悉的人际与社会环境而造成的收益损失；迁移距离越远、在迁出地工作的时间越长，迁移成本也就越高)。
　　此外．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也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宁愿放弃眼前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而选择在一定时期内失业的重要原因。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宁愿放弃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而成为一名失业者，是因为已有的就业机会低于其原有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的确定是在对现有条件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理性结论)．同时，他们也预期未来会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出现。此时．一旦选择了毕业时他们认为的仅为次优的就业机会，今后就很难随时退出，从而不得不放弃未来最优的就业机会。
　　因此，放弃就业实际上是一种为了规避机会成本大于现有受益的无效率后果而进行的理性选择大学毕业生作出是否就业的决策有其基本的判断标准，即衡量找寻工作机会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关系。前者包括因找寻理想工作而放弃的机会成本和支付的交通信息费等直接成本，后者主要指获得理想的工作机会给大学毕业生带来的在经济效益与非经济效益方面的益处之和。如果继续寻找工作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则职业搜寻过程将会持续下去；反之，如果继续寻找工作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则意味着实现了最优的职业搜寻目标，他会作出在此岗位上就业的决策。从上述角度出发，可以得出如下判断：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严重．与其说是就业难，不如说是择业难。

    三、政府宏观指导下的大学毕业生市场化就业取向
　　从经济学视角看．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劳动者就业相同．大学毕业生就业也属于劳动资源的配置范畴。大学毕业生失业意味着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要素之一的劳动要素存在闲置和浪费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这一问题的经济学途径就是市场化就业取向。所谓失业市场化是指劳动要素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以健全、完善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平台，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指导与约束下，自主择业、自由雇佣，实现劳动要素的平等交易的过程。曾有学者对市场化就业取向的基本模式作了如下概括：大学毕业生凭借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到劳动力市场中公平地参与竞争；用人单位凭借其工作条件、福利待遇和发展前景吸引毕业生；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本着平等、互利、公平和自愿的原则．签订就业合同，双方均须依法履行合同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与义务。
　　我们认为，就业市场化的实质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要素过程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市场机制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等子系统构成的用于调节各种生产要素实现有效配置的有机体系。以劳动要素配置为例，对于劳动要素的供给者而言．就业岗位是他们竞争的对象资源；而对于劳动要素的需求者而言．劳动要素本身则是他们竞争的对象资源。
　　如果劳动要素供不应求．则意味着劳动要素的稀缺性增加，进而其边际效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要素的需求者自然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以获取这种边际效用不断上升的稀缺资源。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就表现为用人单位之问会为了争夺人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于是．工资水平(即劳动要素价格)就会上升。此时，劳动要素的供给者处于主动地位。反之．如果劳动要素供过于求，则意味着就业岗位的稀缺性增加。就业岗位的边际效用对于劳动要素的供给者而言处于上升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要素的供给者愿意以降低自己的要素报酬为代价，以获取这种边际效用不断上升的稀缺资源。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就表现为劳动者之间为了获得就业岗位资源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于是，工资率(即劳动要素价格)就会下降，此时，劳动要素的需求者处于主动地位。
　　在一般的市场经济理论中，由于供给与需求变动的相向运动．决定了各种商品，包括各种生产要素必然会随着供求关系的运动变化而最终实现均衡，即实现所谓的“市场出清”。但在现实的劳动要素市场中．由于价格粘性的作用，又使上述理论推理无法真正实现，进而也意味着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并不能真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就本课题而言．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提供信息、改善环境和制度建设，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一个有助于其进行理性判断的外部社会经济条件，推动和促进其理性程度的提高，进而实现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统一。
　　笔者认为，行为主体在既有信息和条件的约束下作出的决策就是主观理性，而行为主体的决策与客观实际完全相符时就是客观理性。不难推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经常不相吻合．甚至可能完全相反。行为主体作出决策的正确程度就取决于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理性程度越高，决策的效益越高；反之，差距越大，理性程度越低．决策的效益越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政府直接提供工作岗位，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只能起辅助作用。这才是“市场管就业，政府管失业”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