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寻当下生存中的劳动伦理所在

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通常被定义作浅层次的规范人类行为的历史文化积淀，事实上，深挖起来这是一种行为方式惯常积累的后果，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积累。晚近一些的现代化使得中国的物质层面获得跃进，然，中国传统式的因日常生活行为惯常积累的伦理文化却无本质变化，换句话说，我们的关乎未来生存的劳动伦理并无改进，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远离哲思太远。

为什么与我们个体生存息息相关，又默默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思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黑幕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而这一切直接决定我民族未来生存的走向。包括大到国家命途，小到个人幸福感知。文化、经济、政治、社会运转的有进退，互动性并行是这一哲思所关注的。
而这一切的改观与我们的劳动方式惯常积累的改变有莫大的关系。
从经济学的现代化分析看，我始终赞同对中国目前产业链分工的批评，处于世界分工体系底端的我国没能够体会到现代化所带来的现代性在个体生活层面的席卷。故而，个体的理性始终处于蒙昧。群体性的，确切说部分的，甚至孤立的觉醒和理性的成长是曙光，但绝非雀跃的理由。如果我国劳动方式惯常积累没有大的改变，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前进从何谈起。
马、恩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实则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广泛的多。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中国哲学一向被人们认为是关于人生的学问甚至是生命哲学,《易经》明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老子看重人的生命本色、长生久视;庄子看重人的精神自由、个性独立;孔孟荀则以仁义道德、内圣外王为圆满的“中庸”人格或人的最高的生命形态;法家和墨家从人的生存需要出发,强调“力”、“利”。应该说,综合先秦思想家们的这些思想,原则上是能够较全面地把握人的生命和人生意义的,这些思想对后世中国人的人生也的确发挥了很大的塑造和范导作用。然而,随着儒家在汉朝被归为一尊,伦理道德逐渐排斥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其他方面并与人的肉体生命渐渐疏离;至宋明,理学家们鼓吹的“存理灭欲”之说成为主流推行的礼教的重要行为规范,人的社会文化生命就与人的生理肉体生命陷入势不两立之中,形成了类似欧洲中世纪神性贬黜人性的历史境况,维护并强化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华民族生命活力的禁锢和阉割,儒学遂终于在近现代遭到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而来自于西方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之达尔文主义的赫胥黎、斯宾塞学说以及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则一度受到中国知识界的热烈欢迎。
在近现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和学说中,最后唯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借助武器的批判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就马克思哲学本身而言,其本身无疑是非常重视人的生命活动、重视人的生命异化的克服和生命潜能的发挥的。但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和尼采、柏格森一类生命哲学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社会生活过程,而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和牺牲是社会问题,它只能通过社会的方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为世界上许多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所信服的根本原因所在。即使在今天,我们看待和解决人的生死、苦乐问题,也仍然应当有社会的观点。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人的生命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个体性,其生命问题并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问题,因为这里还有属于每个个人的心理和精神问题。所以对人的生命问题的解决,除了社会的途径和手段之外,还需要用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对于某些人来说还有宗教———等给予观照和伦理叙述。而且，即使属于公共的社会方面的问题,它在历史上和在当今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甚至很大的不同,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就需要相应变化,如人们对“交往”的重视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如果我们扪心地研究和领悟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历程,那么,我们会看到,马克思虽然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并把人的问题归结为社会问题,但“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可以无批判地加以肯定的东西,相反,马克思认为“社会”是在人的劳动、实践中变化着的历史概念,即在人的劳动、实践中不断地生成和扬弃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始终作为主体存在的不是一个抽象的“社会”而是从事着劳动、实践活动的“人”。认识到人本身的发展亦即“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是。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如果说社会的本质是人的劳动实践,那么,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则是人的劳动实践的目的和真理。我国哲学研究中的人学转向以及“实践人学”的提出,表明我们对马克思的思想旨趣有一定的理解,但我们却忽略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观点,未能从这一观点出发彰显出马克思的生命人学的思想底蕴,因而也未能真正地关注和阐明人的生命及其意义问题。看来,只有在理论上弄清人的生命和人的劳动实践的关系,才能为人对其生命及其意义的寻找与发现扫清道路。也是解决个体伦理叙事的根本所在，是寻找到个体理性崛起的先决。
如此寻找当下生存的劳动伦理，也即为寻找我们社会性伦理的有序和整合提供路径。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对人异化的影响，或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温床，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是我们个体劳动伦理必须认识到其所能担当的重任。待它日，当我们不再同我们的劳动成果相分异，当我们不同我们的劳动本身相分异，当我们不同我们人物性和神性的本性相分异，我们的劳动伦理的成功构建就达成了。
一种试图以“彼世”的眼光看待此时生存的意义，也即用马克思哲学里传统上运用的共产主义眼界来阐释革命的必要，实则，人的每一代的劳动伦理都有着进行哲思培育的必要。一代人不能够成为下一代人生存的解释者，一代人也不必为下一代人的生存作牺牲。故而，每一代人都有的义务是，尽自己所能哲思自己所处劳动行为方式惯常积累里的伦理意义，并将此种哲思的习惯造就进民族的文化里，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成为个体伦理生长源源不断地根基。差异性、个体性的自我确认需要个体伦理叙事的成就，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需要个体伦理叙事的成就，理论研究有时甚或大多数时候抽象化的顽疾的避免需要个体伦理叙事的成就……故而，对私有制、拜物教的摒弃，对“占有”的扬弃，对劳动本身认同的“呼吸”理解，是个体伦理叙事的外在理论形式，是达到个体伦理觉醒后个体理性向公共理性质变的拐点。此后，更是中华民族现代性真正生发、进展的坦途所在。
经济发展和教育并行是首要的。而经济的发展在于中华民族的自我经济阐释、运作系统的生成，自我产业链的生成是起点；同时教育的发展需要一批潜心为传统和现代相得益彰进行文化整合和普及的有识且甘于平淡之人。
同时，知识精英富有担当“望闻问切”角色的重任，在讲台上任由听众选择和走出来宣讲一种引导都是必要的，但是关键本着启发个体劳动伦理的生成，不以主导为目的的本心。
似乎由此看来的重任落在了经济和教育的肩上，然则，如若不是每一个国人都认识到，或者悲观些，仅卷入现代化生产分工的经济体系里的人都不能认识到个体劳动伦理觉醒的迫切性，这样的重任将从少数几代人肩上拉长至很多代人的肩上。中华民族将经历的现代性培育的阵痛将是更为沉重和剧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