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流动小贩播下过去的回声

北京—拂晓后不久，在这个城市开始她一天的繁嚣之前，这些叫卖声在古老的小巷里，在组成中国首都拥挤心脏的四合院深处回荡。

“羊肉！羊肉！”

“蛋！米饭！蛋！米饭！”

“破烂！收破烂！”

重于韵调多于用词，这些声音是他们的广告歌：流动的水果摊、卖烤鸭的小贩，还有掌握翻新磨钝菜刀的手艺的驼背人。像八月里熟悉的蝉鸣声一样，他们不甚清晰的叫卖声是北京夏日的配乐。许多居民盼望着小贩们那些粘米糕、不对称的陶器和会唱歌的蟋蟀的回归。

数量比小贩更多的是废品回收人，他们是来自农村，被太阳晒得发黑的移民，倚靠收购旧报纸、二手电脑，或者破棉被为生——它们将被重新纺织成下一个冬天的保暖物。

“如果你不大声地吆喝，你就会饿死。”陈林（音）说，他37岁，是一个瘦小而充满活力的男人，回收废弃的器具和其它任何含有金属的东西，每天大约赚5美元。“没有人真正知道我在吆喝什么”，他说，“但他们记得我的调子，这使他们从家里出来找我。”

唱着调子的小贩和收破烂人使人们回忆起那些日子：北京是一个由“胡同”，或者说是小巷组成的人口稠密的迷宫，从华丽皇城中延伸出来，皇宫里居住着中国皇帝和为他们服务的官员、工匠。

曹会平（音），45岁，一个的士司机，他童年时住的大院里挤了17户没有血缘的人家。他回忆起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喧嚣叫卖声，充斥在空气里。“上一分钟可能是卖糖的一个人，当他们的叫卖声渐弱，卖面粉的又来了，然后就是卖布料的。”曹先生说，他的家已经被一座高档的购物中心取代，“现在我住在一座楼房里，人们彼此都不认识，人人都在超市里买东西。”

紧闭大门的住宅小区是小贩们的敌人，同样，空调机也是，它们阻隔了叫卖声，并使居民呆在屋里面。

城市政府同样不是街头小贩的朋友。严厉的法律和城市管理官员，即“城管”，用罚款和干扰来让他们疲于奔命。“出动的最佳时间是午饭时候，当城管都在休息。”孟先东一边紧张地扫视着人群，一边这样说，他54岁，是一个卖甜干土豆的小贩。
 
体验老北京的一个好地方是前门，一个贫穷但多姿多彩的区域，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南面，那里是弯弯曲曲的胡同和失修老房子的大杂烩。大多数日子里，你能够在那里找到售卖精心削好皮的菠萝的小贩，卖两种蜂蜜——纯蜜和药用蜜——的男人，还有一位脾气暴躁的修鞋匠，他换一双鞋底的时间，正好等于下一碗手擀面的时间。

抚弄着一把黄铜茶壶，照看着笼子里的三对小鸟，吴修龙（音），76岁，坐在自家院子门廊前，追忆起小时候那些他常常等待着的小贩：卖豆糕的，卖玉米棒子的，还有做出最薄大饼的小贩。“哦，那时候薄饼两面都烤过，非常松脆，还有芝麻籽儿在上面”，他说，“非常好吃，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赵才（音），一位66岁的磨刀匠，是其中一个老时光的见证者，他仍然到处游荡，带着破旧的工具箱，折起来就当板凳用。他的叫卖声很精神，但很有音韵，尽管只要他一开始磨刀锋，金属在磨石上的噪音就会引来老妇人们，带着她们心爱的旧菜刀。“我讨厌不锈钢”，他支起磨刀石时哼着说，“没有人再像以前一样造刀子了。”

不动声色而且生硬，他的口音透露出他在中国遥远东北的故乡。赵先生从事他的营生超过30年了，“当你善于磨刀子的时候，你会认识每一个人。”他说。他的手艺有多好？顾客有时候愚蠢地拿手去触摸他磨好的刀锋，以测试他的手艺。“我曾经有一些女顾客，血已经流出来了，却发誓她们之前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他说。

在他说话的当儿，身后传来倒塌的响声，随即扬起令人窒息的烟尘。穿着橙背心的工人们正在撕下建筑物附近的标志，这是政府运动的一部分，希望使老北京的街区更加吸引那些不大喜欢混乱视觉的游客们。“我已经认不出这里的某些街道了。”在避开那群人之前，他说。

另一个不需要叫卖声的是李海伦，一位卖蚱蜢的小贩。他的货物——数百只无翼昆虫被装在圆形的编织笼子里，合奏出震耳欲聋的高音交响乐。从7月到10月，李先生，28岁，带着他唧唧作响的猎物，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转悠。每件货物卖50分至1美元，根据叫声的质量和买主是否懂行。如果昆虫装在一个好看的木制笼子里，还要再加一美元。

李先生村庄里的大多数人，都从事着买卖蚱蜢的营生。他的村庄离首都两个小时车程。妇女编织笼子，男孩捕捉昆虫，男人们把它们卖给开心而又有点伤感的城市居民。

李先生无论去到哪里，这些虫子都吸引一大堆人。最近的一天，过路人争论应该给它们喂红萝卜，青葱还是米饭。一个妇女说，在鸣叫的昆虫边长大的小孩子不易被噪音吓倒。

“当卖蚱蜢的小贩来了，你就知道夏天到了。”一个男人说，他正在寻找一只新的，来代替绑在他后视镜的快要死的那只。

李先生，一直都做小贩，加上他自己诗意的解释。他宣称中国人有几百年饲养蚱蜢的历史，甚至乾隆，一位清朝皇帝，也是斗蜢品种的行家。“人人都喜爱蚱蜢”，他说，“当它们歌唱，你不可抑制地感到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