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州：包产到户先行全国20年 市场经济开创温州模式

    浙江温州永嘉县燎原社社员到田里干活。　　本报记者　洪储闻　翻拍

    主张包产到户的三位主要人物李云河(左一)、李桂茂(中)、戴洁天(左三)1994年5月在温州合影。本报记者 洪储闻 摄影翻拍

 戴洁天珍藏的关于当年包产到户试验的资料。本报记者 洪储闻 摄影翻拍

    浙江温州永嘉县燎原社史陈列馆，进馆便能望见“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的题字。本报记者 洪储闻 摄影翻拍

    浙江温州永嘉县桥头镇随处可见与纽扣相关的广告牌。本报记者 洪储闻 摄影翻拍

    “50多年前的包产到户试验，是我这一辈子里最有价值的事情。”如今已86岁的耆耆老人戴洁天对本报记者感慨地说。
   
1956年，浙江温州永嘉县进行的包产到户，比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大包干”早了22年。但这场试验仅仅持续10个月即宣告结束，作为永嘉包产到户试点工作组组长的戴洁天亦因“首创包产到户”被判管制3年。
   
“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有问津。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1966年，戴洁天担心会被抄家，便将包产到户资料埋在菜园，并写下上面的诗。他坚信，“包产到户，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
    果然，1978年，包产到户再次在小岗村引爆，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
   
恰在此年，温州永嘉县桥头镇农民又勇闯当时的个体经济禁区，做起纽扣生意，最终形成闻名全国的“桥头纽扣市场”，成为温州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亦成为温州模式的典型之一。
   
1983年，戴洁天被彻底平反，调入温州市委调研室，此后6年，他恰好经历了“温州模式”争论，并接待无数前来考察的国内外宾客。在戴洁天看来，正是1956年的包产到户试验，孕育和催生了温州模式，推动了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

    戴洁天所见证的60年，亦是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寻求解决温饱和富裕之道的60年。

    集体农庄“繁荣”的背后
   
“永嘉县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事隔多年后，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撰文称。他的理由是：在1956年第一次包产到户浪潮中，在当时全国几个推行包产到户的地区里，永嘉的规模最大，而且是在当地县委指导下有领导、有组织进行的。
    戴洁天是1956年温州永嘉包产到户试点工作组组长，而当年与他一道力主试验包产到户的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及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等早已逝世。
   
2009年7月底，戴洁天缓缓步入卧室，翻出珍藏50余年、早已泛黄的手稿《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等。他将手稿按门类轻放在桌子上，说道，“之所以会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是因为从土改开始，我便扎根农村。我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最明白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吃不饱，我看着难受，难道不想点办法吗？”

    1950年，戴洁天从浙江干校土改班结业后，被分配到永嘉县土改工作队，从此与永嘉县农村结下无法解开的缘分。

    永嘉县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从1951年试办互助组开始，到1953年8月，永嘉县已试办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10月，永嘉第一个集体农庄试办，至1956年3月，永嘉县已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其中，以三溪区潘桥集体农庄知名度最高。永嘉农民用敲锣打鼓到村口的方式，来庆祝集体农庄的建立。然而，这一切繁荣表象的背后，却有着不少尚未理顺的难题。
   
受县委书记李桂茂的重托，1955年冬，33岁的戴洁天被派往潘桥协助建庄。在戴洁天的印象里，临行前，李桂茂曾对其再三叮嘱，要求他在潘桥解决好初级社升到高级社中存在的问题等，并探索“生产责任制怎么建立起来”。
   
潘桥集体农庄共有1184户，拥有耕地约8457亩。到潘桥后，戴洁天为社干部和社员的热情所感染，可冷静下来后他却发现，社干部空有搞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情，但对于集体农庄如何组织生产却办法不多，“仍然习惯于队长天天田头派活，夜夜灯下评分”。
   
戴洁天至今记得当时潘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出门鹭鸶探穴，回家流星赶月。”他解释，“鹭鸶是一种鸟，很笨拙，走起路来缓慢，用来形容干农活时社员们不积极。回家流星赶月，是指收了工后社员们拼了命往家里赶。”
   
1956年春节，回家过年的戴洁天很是惦念潘桥的春耕情况，便提前返回社里。农历大年初三，天飘起大雪，他担心的事情发生———“油菜等最怕雪压，而大雪已把油菜都压倒”。可田里却冷冷清清的，只有一位老农在扫雪。
    戴洁天上前向老农询问，“这块地是哪个生产队的呢？”
    老农答道：“不知道是哪个队的啊！看这庄稼这样子，心里可惜啊……”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他。戴洁天不禁思考“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
   
经过戴洁天、社干部及社员们的多次讨论，潘桥集体农庄最终试行起“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负责制”———在四包(包产、包工分、包肥、包农具)到队基础上，将生产管理与劳动质量联系到专人，“由专人负责监督在自己分管田地上劳动的社员工作质量”。
    经过两个多月实践，1956年2月底，戴洁天将在潘桥试验的总结上报，得到永嘉县委及温州地委的肯定并转发到各地。
    在潘桥试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场更深入的试验，已是呼之欲出。
    包产到户找到“尚方宝剑”
   
潘桥的“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负责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戴洁天很快发现了不足———“有些社员撕不下情面，觉得没必要这么认真监督，会伤和气。即使增产一千斤，自己也多分不了一斤。”
    戴洁天回忆，在向县委书记李桂茂汇报时，他向李桂茂表示，“要联产到人，把责任制与产量挂钩，这才是硬的监督。”
    时任永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李云河(1956年6月补选为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也常和戴洁天讨论这个问题。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的伟大变革》一文中记述了两人在1956年春的一次对话：
    李云河说：“我担心，生产管理如停留在目前水平上，弄不好生产力会倒退。”
    戴洁天说：“看来，建立队以下的责任制，把人、地、产(量)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势在必行。”
   
“对……在生产力这样低的情况下，我们江南水稻地区要做到传统的精雕细刻的绣花样耕作，就非搞队以下的生产责任制不可……不过，怎么搞法？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呀。”李云河说。
    戴洁天说：“可以参考苏联的先进管理经验。我刚买了一本介绍苏联集体农庄经验的书。”
   
戴洁天买的这本书，是苏联奥沙基柯等著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如今，他珍藏的这本书，书页已有些脱落，书的第132页等处记录着苏联集体农庄在20世纪40年代时的尝试：“给予庄员以固定地段，也是一种计件制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这几年来在先进的农庄中，已被广泛使用。”
   
正在戴洁天和李云河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同时，《人民日报》记者何燕凌于1956年4月29日发表署名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提出“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
    原来，在1956年春天，四川江津、安徽芜湖等地已出现包产到组到户的尝试。
    看到文章的戴洁天和李云河兴奋不已。
   
事实上，何燕凌的报道与此前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一次谈话不无联系。1956年4月2日，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说：“包工包产势在必行，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产。”
   
1956年5月，李云河在出席温州地区农村问题的“群医会诊”时，手持4月29日《人民日报》的报道，请示温州地委农工部部长郑嘉顺能否让永嘉一试。郑嘉顺说，“事关重大，要慎重行事，我看试验可以，推广不行。”
    李云河当即向县委书记李桂茂汇报。
   
试点从一开始就遇到阻力。原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启中撰文称，在随即召开的永嘉县委常委会上，县委常委9人中，除李桂茂外，其余8人4人赞同试验，4人反对试验，李桂茂在关键时刻拍板。在燎原社(今属温州市瓯海区郭溪镇)的包产到户试验就此拉开序幕，戴洁天成为包产到户试点工作组组长。
   
可试验还没开展，流言便来了，“共产共产，怎么共了又散？”不少燎原社的干部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没转过弯来。戴洁天回忆，那时“工作组带领大家一起学习，让大家认识到，包产到户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变的基础上所实行的灵活经营机制。”
   
燎原社“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社员生产责任制(后来李云河提出，可简称为“包产到户”)，具体是指把农活中的播种、耕耘管理等400多项工种，按季节次序与劳动强度制订每个劳动力每天工作定额与质量标准。同时，把一年280件大小田间农活，按生产季节、生产内容等计算到每亩田块上。各生产队再对照土地远近、肥瘠等，调整落实到丘到户。通过这样的办法，把全社5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的田间作业工种、工分、产量分步落实到778户、8919个底分的劳动者身上。
    在戴洁天看来，该制度还“有效解决了长期无法解决的农副业结合问题”，使社员有时间参与副业。
   
原燎原社副社长、今年82岁的龚阿桃回忆，试验开始后，社里有“10%的人搞副业”。他说，副业的发展，“减少了土地所要承载的劳动力，而且不影响生产。农忙时，搞副业的全部回归田里”。
    “燎原社”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经过约两个多月的试验和总结后，戴洁天于1956年8月向永嘉县委常委会口头汇报试点工作情况。
   
永嘉县委对燎原社的试验给予充分肯定。1956年9月17日，永嘉县委在全县高级社社长千人大会上介绍燎原社的经验，并布置“多点试验包产到户”。会后，戴洁天正式向永嘉县委报送《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
   
是时，永嘉县委已承受到温州地委某些领导的批评。戴洁天回忆，受到批评的县委书记李桂茂还鼓励他：“大胆试，不要怕。就是失败了，全社成了供给制，也由县委负责”。
    1956年10月，之前发文赞同“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的《人民日报》，发表态度截然相反的文章《包产不可到生产小组》。
   
一个月后，即11月19日，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评论《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和署名力禾的文章《“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批评燎原社搞包产到户，“在生产方式上就从集体经营退到分散经营”。
   
面对地委机关报的批评，当年11月25日，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执笔完成《“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并以个人名义向温州地委、浙江省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寄出了这份长达5500字的报告。
   
凑巧的是，在李云河寄出报告次日，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在浙江省报刊工作会议上也谈到包工包产问题。林乎加说，“如包工包产问题，有的产量包到队，队包给组或户、社员，这本来是先进的，但有的办社干部大叫大喊这是‘倒退’。这是主观主义。”参加此会议的永嘉县报负责人周瑞庆回到永嘉后，以书面形式向县委书记李桂茂传达林的讲话。
   
在知道林乎加的表态后，李桂茂甚是欣慰，当即将这份书面传达稿签发给永嘉县委常委审阅。此前，他也早已站出来回应《浙南大众报》的批评。李桂茂在平反后曾回忆，事情出来后，他找到《浙南大众报》领导，责问道：“中央强调百家争鸣，报纸为什么一锤定音，不公开展开讨论呢？”戴洁天等人亦写信向《浙江日报》等申诉。
    有林乎加的表态，永嘉的包产到户之争暂告一段落。
   
1957年1月4日，李云河和戴洁天奉命参加浙江省委调研会议，汇报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情况。听完汇报后林乎加很是肯定，林乎加提出，将“包产到队(记者注：应为”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调换一下顺序，改为“统一经营，三包到队，定额到丘，责任到户”。他表态，“有人讲永嘉的办法是‘倒退’，是‘小农经济’，这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理论”。
   
李云河的遗孀、77岁的包于凤仍能想起，从杭州开完此次调研会议回家后，李云河的“高兴劲全都写在脸上”。李云河对包说：“没关系，省里都表态了。只是要求把四句话调一下顺序。”
    1957年1月27日，应林乎加的要求，《浙江日报》全文刊载李云河的《“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
   
在浙江省委及永嘉县委的全力支持下，燎原社的经验迅即在永嘉县乃至整个温州地区推广开来。截至1957年2月，永嘉县有255个合作社实行包产到户，占全县高级社的39%，所含的农户数占到全县的42%；整个温州地区则有1000多个高级社、17.8万户农户实践燎原社的做法。
    燎原社烧起的这把包产到户之火，在温州地区形成燎原之势。
    “首创包产到户”成判刑罪名
    “突然间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忆起燎原社包产到户的结束时，戴洁天感慨道。
   
另一位当事人李云河在《农村改革的最初探索》中写道，突然间“满天乌云密布，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按照中央最高领导的看法，包产到户‘这个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很快变成了‘恢复几千年单干’的老问题”。
   
1957年3月，浙江省委及温州地委指示：包产到户要纠正。3月7日，李桂茂在永嘉县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上级指示。“中国农民单干了几千年，实践证明，这条路走不通，试验单干有什么意义？”李云河在回忆录里谈起此次会议时，仍记得会上特别强调的这个理由。
   
3月8日，永嘉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宣布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包产到户，除燎原社暂时继续试验，搞清情况再作决定外，其他社一律扭转过来，否则做无组织无纪律论处。
    李桂茂在会上要求，燎原社在近期内搞清两个问题，并向县委写出报告：包产到户究竟是经营问题还是管理问题？实行这个办法究竟对谁有利？
   
“李桂茂这样做，说明他没有屈服。显然，他在违心纠正时还给燎原社留有余地，”戴洁天如此解释李桂茂当时的无奈，“要是一开始没有李桂茂的坚持，永嘉包产到户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
   
1957年4月，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到来，而此时，戴洁天却忙于接待一批又一批检查人员。面对着检查人员“你这个办法到底对谁有利”的问题，他说，燎原社的春粮分配方案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一年，燎原社的春粮史无前例地增产40%。“但这些人听也听不进去”，如今回忆起，戴洁天仍有些不懑。
   
李云河仍坚持己见。他的遗孀包于凤说，李云河“认准理就不会回头”。李云河曾撰文回忆称，1957年7月3日，永嘉县委召开研究纠正包产到户问题的会议。会上，他引用邓子恢的讲话和中央批转广东的一个报告里关于某些山区小村和零星农活“也可以包产到组(或到户)”的话，进行抵制。而他的发言，受到会上多数人的批评。
    然而，形势已非李桂茂、李云河和戴洁天等所能控制，批判浪潮席卷而来。
    1957年7月31日，《浙南大众报》发表评论文章《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文章列举包产到户的10大祸害，声称“发展下去是资本主义道路”。
    在随后召开的浙江省党代会上，批判包产到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一张大字报列成表格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
    产品名称　　　包产到户
    产品性质　　　资本主义
    产地　　　　　　浙江、永嘉、燎原
    发明创造者　　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检验员　　　　　林乎加
    产品鉴定机关　浙江省委
    推销员　　　　　浙江日报
    此后，李桂茂、李云河分别在报纸上做检讨。
   
1957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评李云河，并将温州地区农业社实行的包产到户定性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性的错误”，这也彻底为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画上句号。
   
这之后，一批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及农民受到处理。其中，县委书记李桂茂因支持包产到户，被划为中右，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由13级降至16级。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因积极主张包产到户，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5级降至19级，下放至工厂劳动。戴洁天则被划为右派，定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首创包产到户”等被判管制3年。
   
“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有问津。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1966年，戴担心会被抄家，便将包产到户资料埋在菜园，并写下上面的诗。他坚信“包产到户，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
    “怎么纠正都是白费力气”
    “1957年上级来命令，不让我们试验，我们就不试验了。”同为82岁的原燎原社社长任碎元和副社长龚阿桃异口同声。
   
然而，包产到户却已“潜伏”在永嘉及整个温州地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长期在永嘉县任职、今年79岁的盛则纯说，“怎么纠正都是白费力气。看到他们偷偷摸摸搞，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包产到户“是纠正不了的”，戴洁天亦说道。
    如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不同年代里永嘉县纠正包产到户的《情况汇报》及通报等，从另一面说明“包产到户”已无法被“纠正”：
    1960年，永嘉县委办公室《情况简报》第34期报道：岩头公社内档生产队“分田包产单干”。
    1972年，温州地区驻永嘉批林整风联络组称，据其调查，永嘉县五尺公社2649亩晚稻、番薯、玉米分到户种的就有1587亩，占总田亩的61%……
    1976年冬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永嘉被列为浙江省“分田单干，集体经济破坏得最严重”的县。
    ……
   
1981年，永嘉县委曾写道：“永嘉‘双包’责任制反反复复地出现五次：第一次是1956年夏到1957年春，曾有200多个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的尝试；第二次是1961年到1962年；第三次是1967年至1968年；第四次是1974年至1975年；这一次是第五次。”
   
事实上，不光在永嘉，从1956年至1977年，包产到户在全国是五起五落(也有学者认为是三起三落等)。除永嘉外，在四川江津、安徽芜湖、河南新乡、云南、贵州、福建等地，二十余年间先后出现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责任制，但都被取缔或扼杀。
   
而在1978年冬天，离永嘉千里之外的安徽小岗，18位农民冒险在一纸包产到户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同1956年的永嘉包产到户实验一样，此次尝试，亦冒着巨大的风险。但这一回，历史的结果截然相反。今天的改革开放，正是以此为突破口，迈出了最艰难的一大步。
   
1980年5月，邓小平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给予最明确的肯定。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指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2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3年，99%的中国农村社队实现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
    对永嘉包产到户试验者们而言，这一天迟到了20余年。但历史终究证明，当年他们所进行的试验，是完全正确的。
    截至1983年，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等的平反纠错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历史是无情的，永嘉包产到户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它同凤阳大包干的胜利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共同的真理。”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称。
    桥头纽扣成温州开放桥头堡
   
1978年底，当安徽小岗农民在冒险尝试包产到户时，在永嘉县，又出现了另一次“敢为天下先”的尝试：该县桥头镇村民勇闯当时的个体经济禁区，做起纽扣生意。而国家对个体工商户合法地位的公开承认，已是两年后的事情。
   
戴洁天正好见证了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的发展与辉煌。1983年，戴洁天彻底平反，被调入温州市委调研室。当他又奔波在自己所热爱的农村，对温州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民的脱贫致富路进行调研时，戴洁天深切地意识到，包产到户的影响不光体现在农业上，更“使得地少人多的温州地区，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自主寻求新的突破口，市场经济及温州模式的形成便无法避免”。而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的异军突起，正是最好的体现之一。
   
是时，无数的永嘉人已像当年的永嘉包产到户试验者一样，走到了时代发展的前头，将开拓的足迹留在全国各地，把桥头纽扣市场的美名传遍了中国乃至全世界，以至于“世界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这样的赞誉都给了桥头纽扣市场。
   
现今，当人们对“市场经济”这四个字习以为常时，当人们已熟悉温州模式，熟稔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等温州十大专业市场的发展史时，也许无法想象到改革开放初期，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及整个温州所面临的巨大争议。
   
戴洁天回忆，1983年至1986年，“资社之争甚嚣尘上，对温州模式毁誉不一”。作为温州市委调研室的工作人员，戴洁天要负责接待各路考察团，并将他们带往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等温州十大专业市场。
   
“有些考察团来之前，其实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戴洁天回忆称，当这些考察团参观完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等温州十大专业市场，感受到温州经济的发展，了解到农民真正在发展中获得实惠后，大多改变了最初的刻板看法。
    如今，戴洁天早已退休多年，当年各路考察团前来参观的火热场景，在他脑海里渐渐有些模糊。
   
而经过30年发展后的桥头纽扣市场，也不再如多年前那般人山人海———整个市场早已被改造为饭店，来参观的人只能透过市场外观顶端费孝通的题字等，来想象市场里曾经的辉煌。
   
但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生意却依然红火，街头随意可见的纽扣专卖店能够说明一切。“桥头镇现有纽扣企业200多家，其中40%的纽扣交易是通过无形市场进行的。”长期报道桥头纽扣市场的永嘉县委报道组叶圣义介绍。
   
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今年上半年，桥头镇42家规模以上纽扣企业工业总产值仍达到3亿多元。桥头镇所在的永嘉县，如今已形成泵阀、皮鞋、服装、纽扣拉链等4大支柱行业，产生奥康、报喜鸟等一批知名品牌。今年上半年，在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况下，永嘉县规模以上工业中四大支柱行业累计产值仍达到近百亿元。而放眼整个温州市，该市2008年的生产总值，是同期贵州省或者甘肃省的七成多。
   
见证永嘉这60年的戴洁天说，“永嘉包产到户、桥头纽扣市场的发展及温州模式间，有相通的地方———那便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由上级部门直接定下的，而是当地农民在寻求温饱及致富的愿望下，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的。”
    (部分资料引自永嘉县档案馆等合编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未一一注明来源。鸣谢永嘉县委报道组叶圣义及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徐李送等提供采访协助)
    采写：本报记者洪储闻　统筹：李召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