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五十年代个体经济和行业状态的清明上河图

成都是中国西部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手工业制品和适应人民群众需要的行业繁多，解放前，大量周边的地主、官僚、军阀、资本家支撑着这个消费城市，过着奢侈的生活。解放后，由于需求的减少，大部份个体手工业者处于失业状况，直到50年6月，成都市成立了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后又扩展为联社。

1956年初的社会主义又改造高潮中，成都市手工业在1月份全部实现了合作化，组成各行业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社、组474个，到1957年，又发展到601个。由于人为强迫的改变了传统手工业分散的特点，合作化后期行业过分划一，忽视了手工业的特点。把一些适合个体生产和经营的行业纳入合作经济，造成传统产品质量下降，部份产品一度紧缺，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迄今为止，从解放初到56年左右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成都市个体私营经济和手工业合作社，行业的比较真实的内部机制运作的资料很少，多是一些面面淡淡。特别是手工业行业内部合作化后的经营状况。仅有少数个体手工业者的回忆，缺乏总体概念，为了比较彻底弄清楚这一阶段个体手工业者和合作社的历史面貌，笔者从市、区档案馆、工商联，以及过去必集的行业经营的统计中获取了很多真实的史料。很多事实和数据是第一次披露，比较完整地再显了那个时期个体手工业者和合作社的全貌，是成都市手工业合作化的一幅清明上河图，以史为鉴，在当今私营经济的发展中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特别是方便人民群众生活，调动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市场、推动多元经济的发展，在制定政策上有参考意义。

成都市个体手工业者和合作社，行业协会在对私改造后种类繁多，笔者仅就一些有代表性的行业深入研究，很多统计的数据是非常珍贵和真实的，也是第一次面诸于世，重点还是在解放后的50年代。

上河图局部之一——成都市编织毛线衣物合作社。

解放前，成都只有几家在商业场服装店代织毛线衣物，主要是部份缝纫工人家属作为家庭副业的一种收入。解放后，编织毛线衣物才逐渐发展成为专门铺子，形成了一个行业，最初大约有20余人，大部份系手工业劳动协会会员，开始时营业不好，每人每月只收入几元钱，仅够维持本人生活，从53年起，编织毛线衣物这个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铺子和人数都增加很多，特别是56年商业场几家打毛衣的铺子曾发生了供不应求的现象，顾主打一件衣服要两、三个月时间。

此时，成都市已经组织起来的属于棉纺织业事业联社管理的共有四个编制小组合作社，一社在商业场；二社在青羊路；三社在青果街；四社在骡马市。有12台机器，107个社员绝大多数是妇女，另外，每个社都有一部份未入社的临时工。光商业场第一社就约有百余人，编制毛线是一个季节性的工作，每年约有6个月的旺季。在旺季期间四个合作社合计每月平均要接货2000件左右，营业额达7000元左右，其中最好的如商业场第一社。10月份营业收入有3000元以上，几乎占了一半，现在淡季开始，该社3月份营业额亦为1000元左右。

织毛衣的工价，系由社统一规定j机器织细线每件2.8元和3.4元，粗线1.8元和2.4元；k手工织细线每件4.1元和5.1元，粗线2.4元和3.4元，l挑花另加3.5元、2.8元、2.5元、1.8元四种收费不等（挑花的毛线包括在内）。

据商业场一社和骡马市街四社的了解，除了社里每件要抽15%的管理费，作为房租，上税（税率3%）和营业员工资开支外，手工编织的社员每月一般收入20～30元。能够编织又能够挑花的社员，收入约50～60元。个别的社员每月收入达到了150元，这主要是用机器织的，（每天平均4—6件）和挑花的（每天至少2件）。如商业场一社社员夫妻二人每月收入达到350元以上，丈夫用机器织毛衣，妻子本人编织技术较好又会挑花。

除上述四个已经组织起来的编织合作社外，分散在各街道的不少家庭妇女也招领毛线衣物来打，她们一般没有门面，只是在家门口贴上一张“代织毛线衣物”的纸条，可是顾主很少光顾。因此收入很少，有的虽然可以找关系找熟人从社员手中分到一些活路，但不是经常性的，而且收入少。这是因为j只有旺季期间，社员自己打不完时才肯分出来，并且只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k分出来的活路，一般是费工较多的，省工的就留着自己打了；l社员转手让出的活路，每件要扣20%的管理费，比社内社员多扣5%，全部归社员所得。因此，目前街道家庭妇女普通要求自己组织起来，开铺子或者加入到合作社中去，但是联社不同意，例如迎熙街居委会主任申请在春熙北路开业打毛线衣，联社认为会影响社员收入，拒不批准，又据商业场编织社小组负责人讲“从它们这个社的业务来看。29个社员根本忙不过来。需要招收一些社员，但请示联社后不同意发展，结果形成社里货积如山，自己吃不了，就推迟交货时间，而分散在各街道的家庭妇女又无活可干。”

至于在合作社搞编织的社员的成份和生活情况，商业场一社29个社员中，就有22个是官僚、地主或反动军官的太太或姨太太，解放后，丈夫多数被劳改或枪毙，本人虽有一些文化程度，又不愿干其他工作，就来编织社织毛线衣，如社员曹××，32岁，大学程度。解放前是上海“交际花”，外号“吉甫女郎”，丈夫是伪空军驾驶员，在台湾。解放后来成都打毛线开铺子，每月收入50元左右，劳动就业登记后，需通知去工作，但本人不去，因为打毛线有好处，一是本少、收入好，手工织毛线工具简单，只要四根竹芊子，5分钟就可以干起来；第二，又轻巧又好耍，看戏喝茶白天夜晚都可以边玩边打；第三，又不受人管，还可以照料家务，因此，她们乐意只打毛线。

由于编织社的业务好，社员收入除本人生活外，还可养活家里二、三口人，个别没有家庭拖累或家庭负担少的生活腐化。如有一社员曾××，25岁，高中文化，原是国民党政府某科长的姨太太，解放后离婚，无儿女，她说“我的生活就是白玫瑰喝茶，锦江看戏，耀华吃点心，朵颐吃饭。”

正是因为编织合作社的独家经营，待遇好，影响了城市街道其它家庭妇女的不满，到1957年下半年9月，市里手管合作社就放开了对成立编织毛衣合作小组的审批，同时，本着自愿的原则，想入社就入社，不想入社就在社会上自由揽生意，这样一来，成都市贫穷的家庭妇女中很有一部份人有了生活来源也增加了收入，解决了一些城市失业妇女。

编织毛线衣是50年代成都的一大手工特色，由于所用工具简单，工艺也不复杂，最终普及到民间，边摆龙门阵边打毛线衣的场景在成都市的街巷中比比皆是，有时毛线衣还代表了定情物，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期，手工编织毛线的现象才渐渐消失。